我所缄默的事

大多数男人为了搞外遇而欺骗妻子，父亲却是为了有一个幸福家庭而骗母亲。我为他感到难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甚至主动站出来填补他生活中的空白。我收集他的诗，听他哀叹，帮他挑选合适的礼物，开始是送给母亲，之后是送给他喜欢的女人。后来，他声称和这女人在一起不是为了性，而是为了她给他的那种温暖和肯定的感觉。肯定！我的父母让我明白，对一个人来说，这种需求是多么强烈。

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说故事。我的父亲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还留有一本更有趣的未出版的回忆录，以及一千五百多页的日记。母亲不会写作，但她给我们讲她过去的故事。故事结尾总是不忘添一句：“但我一个字也没泄露，始终保持沉默。”她真心实意地认为她从没泄露过自己的私生活，但事实上，除了私生活，她几乎没谈过别的。若她还活着，她绝对不会同意我写回忆录，尤其是家族回忆录。我自己也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写有关父母的回忆录。在伊朗，人们不愿意暴露家里的私事，套用一句母亲的话，家丑不可外扬。另外，私人生活也太琐碎了，不值得写。有用的生活故事才值得写，就像父亲出版的那本回忆录，那是一个关于他自己的不真实的故事。我不相信我们可以保持沉默，我们也从来没有真的沉默过。我们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道出了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故事。

父亲在我四岁时，开始写日记。日记是写给我的。几十年后，他拿给我，当时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开头几页主要教我如何做个好人，如何对他人体贴。后来，他就开始抱怨母亲了。他说，她不再记得她曾喜欢过他，乐于有他做伴。他建议说，如果有天我结婚了，一定要努力成为丈夫的朋友和伙伴。有次他和母亲吵架了，他说，我当时就像个“和平天使”一样，努力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讨他们欢心。我的同情和秘密活动同样危险：母亲不会原谅这种罪过。弟弟和我试图同时取悦他们两个人。但不管我们多努力——我们真的非常努力——他们还是不开心。母亲会把头转向一边，看着远处，向一个未知的对话者点头示意，好像在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不是吗？仿佛早在父亲有外遇的念头之前，她就已经知道父亲会对她不忠。她把一切当作既成事实来对待。当它真的发生时，她表现出了一种反常的快感。

这么多年来，我和弟弟一直深陷于父母虚构的故事中——有关他们自己的故事，以及其他人的故事。他们双方都希望我们站到自己的那一边，批评对方。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被骗了，好像他们从来不允许我们有自己的故事。现在我才明白，他们的故事也是我自己的故事。亲人的离世，将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总会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我们对它屈服的阳界；一边是亦敌亦友的阴界，它像个秘密情妇一般，不停地召唤着我们，提醒我们失去的一切。回忆是什么？不过是个潜伏在大脑角落里的鬼魂，它打断我们的正常生活，打扰我们的睡眠，将那些沉默不语或被忽略掉的痛楚和快乐，一并呈现给我们。我们怀念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存在，或者他们对我们的感觉，而是他们如何让我们感知自己，如何让我们感受他们。

母亲希望我如何感受她呢？现在，我已经失去了她。唯一能让我坦然面对失去她的方式，就是问自己这个问题。在伊朗的最后几年，我专注于母亲的回忆，从她的照片中寻找往事的痕迹。这似乎是唯一能去到她过去的方式。我变成了记忆的小偷，收集她的照片、旧德黑兰的照片。那是她长大的地方，结婚生子的地方。我的好奇转变成一种迷恋。但这一切都没什么用。照片、文字，甚至事实，对我来说都不够。它们揭露了一些特定的细节，但展现的只是无生命的碎片。我寻找的是其中空白的部分，那未被说出的故事。这就是我追忆往事的方式：深入挖掘。在碎石中仔细筛选，这儿挑一块，那儿捡一块，打上标签，记录发现的地方，标注发现的时间和日期。我寻找的不仅仅是根基，更是那或多或少随时可能被触摸到的东西。

我没想把这本书变成一本政治社会评论，或实用的生活故事，我想要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伊朗政治文化动荡不安的时代。我在伊朗的第一本书，研究的是纳博科夫。当时，我在寻找的东西正是那公与私之间的交叉点。我想根据不同时期的阅读感受来讨论纳博科夫的小说。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整理日记，并列出一份清单，取名为《我所缄默的事》。我终于开始转而讲述私密生活中的那些背叛，讲述我自己，讲述与我关系亲密的人——用我从来不敢想象的方式。

也许，所有故事最常见的共同点之一是讲述已经不在人世的父母，并借此填补他们离世带来的痛苦。这个过程不会带来终结，却可以带来理解，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这种理解未必能给我们安宁，但叙述本身却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父母，并通过某种方式将他们带回我们的生活。如此，我们得以自由，并最终开始塑造属于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