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勐龙成长中的文明气息

风中摇曳的凤尾竹，掩映着一幢幢傣楼。小街两旁，高大的芒果树上，密密地垂吊着青青的果实，这就是边境小镇勐龙。没设口岸，没有边贸，宁静温柔，就像一幅画，一首诗。

勐龙处在云南西双版纳的最南部，从中国地图上看去，也是西南的最前端，国境线傍依这里飘然而走。登上山梁俯望，240界碑之外，那苍苍茫茫的山林是神秘的金三角，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在这里交汇，山中毒品为全世界注目。

与金三角毗邻，勐龙就难免带有一丝神秘色彩。内地人看勐龙，好似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雾气。何止是雾气！青年时代，看电影《勐龙沙》，留下过深刻印象：那是遥远的地方，发生的遥远的故事。前一个遥远，是指空间。没有公路的年代，从昆明到勐龙，骑马或步行，出没峡谷丛林，穿越横断山脉，得走两个多月。后一个遥远，是指时间。封闭状态下，边民的生产水平、文化素质、生活质量，滞后现代文明的距离，恐怕要用世纪来评说。

踏上这块热土，我寻觅几天之后，心头的雾气一扫而光。勐龙是透明的，一切都不神秘。勐龙是贴近的，时间和空间都不再遥远。

那天清晨，我正在睡梦中，被吆喝声吵醒。向窗外张望，见傣寨旁边的小路上，五六十个人拖着什么，喊叫着，欢笑着，从密林里出来。我走过去，见长绳上栓着一根大木料。这让人奇怪：木料超不过千斤，五六个人就拖得动；再说，寨里养着好多水牛，赶一头来也能拖回去，干嘛要这么多人拉它？

“这是修缅寺。”有人用甜甜的普通话说。回头一看，她已走到近旁。身材修长，傣裙曳地，光着一双脚丫，标致的傣家少女。

“您是从内地来的吧？”她打量着我，我点点头。她解释说：“修缅寺，全寨人都得出力气。看来窝工，其实是表示爱心。”我惊奇地注视着她。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继续说：“傣人的缅寺，内地人都称为庙，其实不完全对。缅寺还像乡村小学，有启蒙教育的功能。”

她说得对。昨天，我去看曼飞龙笋塔，见老师正给小和尚上课，讲的是数学。下山的路上，又见小和尚往山上抬课桌。傣家男孩去当小和尚，是接受教育的一种方式。十六七岁还俗后，被看作是有文化的人。

姑娘还告诉我，女孩不能进缅寺，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如今村村办起了小学，镇上办起了中学。勐龙还建有国营农场，场里的小学和中学办得更好。傣家女孩可以上学了。男孩进正规学校的多，去缅寺的越来越少。

能说出这些话，显示了这个女孩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我怀疑，她是不是当地傣家的女孩？

正想问，她指着拉木料的人群告诉我，那里面有她的爸爸。她跑过去喊了几声，便走过来一位壮实的中年男子。他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热情地邀我去他家做客。我很乐意。了解傣人的家庭，是我来勐龙的愿望。

新修的木楼座落在香蕉园中。香蕉树上青果累累，大串的重十来公斤，用木棒支撑着，煞是喜人。傣人没有锁门的习惯，家家敞着门，民风淳朴。楼上有个平台，既是女主人操作家事的地方，也是招待客人的地方，颇像城里人居室的客厅。

坐到平台上，男主人说：“原先，我们都住竹楼，用茅草盖顶。现在生活富裕了，拆了竹楼，建起了木楼，盖上瓦顶。要看傣家竹楼，得到那边去。”他说的那边，是指境外。

“景洪市的民族园里，有竹楼，那是给外地人看的。当做民族风情。”他的女儿补充说。

凭内地经验，搞农业只能解决温饱，办乡镇企业才能致富。但整个勐龙，看不见乡镇企业。我问：“你们靠什么走向富裕？”

他介绍，主要的经济收入有三个来源：一是种橡胶树，一家种几百棵，进入盛期，一年能收入几千元；二是种果树，一公斤好品种的芒果，能卖到十几元；三是种疏菜，冬季种西瓜、冬瓜、辣椒、豆荚、茄子，都长得很好，有人来收购，运到内地去卖。口粮主要是稻米，兼有杂粮。这时候的坝子里，一季稻已经收割，二季稻正在下种。农贸市场上，一边卖红薯，一边卖红薯秧子。一年四季，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种什么收什么。只要勤劳，温饱不成问题。

“勐龙只抓林业和农业，不发展工业，为的是保护自然环境。”他强调这句话，表明现代环保意识很强。

对此，我已经领悟。缅甸那边有锰矿，开采后用汽车运到勐龙，又从勐龙送到玉溪，再从玉溪上火车运到内地。长途汽车运输，增加了成本。我曾问有关人员，为什么不在勐龙建选矿厂，选成精粉再运输，能减少成本。他们说：“不能建，怕的是污染。”

是的，选矿建厂之后，天上冒黑烟，地上流臭水，保不住热带雨林，这里还能宁静和温柔吗？还能称为热带植物园吗？农民要致富，得在农林上想主意，还要大力开发旅游业，这里实在得天独厚。

谈了一会，一位老人赶着牛群回来了。小姑娘说是她的爷爷。我想走过去打招呼，她制止我说：“爷爷不懂汉语。”她说了几句傣语，老人满脸堆笑，用手势表示欢迎。女主人热情地留我吃饭。她把水泡的糯米倒进青竹筒里，放到火上烧烤，熟了，劈开竹筒，清香扑鼻。拔回一小捆竹笋，放在锅里煮过，端到桌上，剥开笋壳，边蘸调料边吃，像北方人吃大葱蘸酱，风味自然特别。

女主人也会说汉语。我问什么时候学的，她说是少女时代，像她女儿那般年龄。那时候，从北京、上海来了大批知识青年。她参加了民兵，一块劳动，训练，巡逻，很快学会了汉语。她的丈夫也是那时学会汉语的。她还说：“民兵连请知青当老师，组织过扫盲班。我俩还认识了一些汉字，多年不用都忘了。”

边吃边谈，我才晓得，他们的女儿在版纳自治州的首府景洪市读书，已经是高三的学生，周末回家来拿生活费。很快，她要参加今年的高考了。我对她说：“过两天，我就回州里去，住在军分区的招待所里，欢迎你去玩。”

回到州里的那天晚上，她来了，还带着一个女同学。这时候的她，上着衬衫，下着长裤，全然像内地学生。她问我，能不能介绍北京的大学情况，“我俩都想考到北京去，学计算机。”

我先问这里的教学质量。她介绍，往年，学校的升学率在三分之一左右，每年都有考到北京的。他们学的是全国统一教材，考的也是全国统一试题，同内地完全一样。要说有差别，仅是边疆少数民族学生，可以照顾20分。她的同学帮忙说：“她是我们学校的尖子生，有信心考到北京去。”

临别，我称赞她说：“你的普通话，讲得比我还标准。到了内地，没有人猜得出你是傣家姑娘。”

她笑了笑，说是跟老师学的。“我的小学老师、高中老师，都是从北京来的。”

勐龙的小女孩，小学和高中，怎么会有机遇接受从北京来的教师的教育呢？与军分区的同志谈到这个疑问，他们说，这不奇怪。当年，从北京、上海来了大批知青，有些人当了中小学教师。后来绝大多数人走了，但也有留下的，有的人还在继续任教。近几年，内地又组织教师支援边疆，北京、上海都派来了优秀教师。原来如此。这个傣家小女孩是幸运的。她接受的教育，与内地农村比，不仅没有差别，甚至更优良。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到勐龙，虽然浮光掠影，但认识了傣族这一家人，对那里便看得更明晰了。

一家三代，爷爷不懂汉语，儿子媳妇汉语说得利索但读不了书报，孙女不仅会汉文，还会英文，正准备考到北京的大学去学计算机。如果说，爷爷曾习惯的生活，是封闭的，遥远的，那么，他的孙女进入的生活，则是开放的，现代的。一家三代的变化，也就是解放以来的事。可以说，他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跨越了与现代文明的遥远差距，跃进到了计算机的时代。

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人们的地域观念也在改变。版纳自治州首府已建有机场，从北京飞到那儿，三个半小时。再去勐龙，全是柏油路，55公里。正午从北京出发，赶到那家傣楼的平台上，太阳还会热烘烘地晒着人。

剥去那层浓浓的雾气，只会感受到勐龙浓浓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