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彩云之南之西双版纳
从昆明再乘飞机，一个多小时就到达了祖国的西南边陲重镇——西双版纳。
这里以神奇的热带雨林自然景观和少数民族风情闻名遐迩。在西双版纳，我们看到了原始森林中参天的大树和林中漫步觅食的野象，看到了南国数不清的珍奇花草，看到了几百上千年的榕树，满大街两旁接着椰子、菠萝蜜和鸡蛋果的果树，看的我们这些北方人瞠目结舌，震撼不已，真真大开了眼界，饱尝了眼福。
我们在热带雨林看千百只孔雀在管理员的呼唤下，忽然从四面的山头一拨拨飞往山间的池塘边觅食，那不是三只两只，十只八只，而是成群结对，铺天盖地地从四面八方向池塘边聚集，可以想象场面的恢弘和壮观。接着又在傣族的村寨中，看了美丽的傣族姑娘，身穿绚烂的孔雀服装，在台上模拟孔雀展翅，摇身、摆尾、开屏、跳跃等动作，惟妙惟肖，美轮美奂，使人如临仙境。
在西双版纳，我们到中国最后发现的一个少数民族——基诺族的山寨进行了参观。
1956年以前，基诺族一直生活在遥远的大山深处，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直到有一天，中科院的研究人员为搞植物普查走进深山，才第一次发现了他们。
基诺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过去汉语多音译为“攸乐”，意为“跟在舅舅后边”，加以引伸即为“尊崇舅舅的民族”。一进基诺山寨，便看见有一块巨石雕刻的女人头像，据说这是基诺族的母亲的象征。很久以前，西双版纳发大水，整个山寨被水冲毁，为了救自己的一双儿女，这位母亲用一只大盆装上孩子，说要他们去找舅舅救命。说完妈妈就被洪水冲的无影无踪。这就是跟在舅舅后面的意思。据说每年母亲被洪水冲走的日子，基诺族就会举行盛大纪念活动，一直到今天。
1959年6月经中央人民政府确认，基诺族成为我国的第56个民族。
基诺族是中国最后发现的一个少数民族。带领我们的邹导介绍，毛泽东主席听说此事，十分欣慰，亲自为这个民族起名——基诺族。
基诺族从此腾飞，他们一步跨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昂首阔步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来到西双版纳，不能不说西双版纳的橡胶林。
上世纪40年代末，爱国华侨钱仿周、李宗周、木德林、林冬兰等六人在泰国建立“华公司”。他们克服兵匪横行、交通阻塞、瘟疫肆虐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从泰国运回2万多株橡胶苗，在西双版纳州勐罕镇建立了《华橡胶园》。此后，几十年间，由于交通闭塞，橡胶种植业发展比较缓慢。直到1968年，大批的知青进入西双版纳。
《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万多人，其中包括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地的知青。1979年，全社会刮起知识青年“回城风”，到1985年，除2252人继续留在农垦系统外，其余全部返回城市。
2006年3月，中央派员选择位于风景秀美之地的景洪农场，作为考察留守知青生存状况的样本。据农场党办介绍，仅景洪农场，当年有8538名知青进驻；现在，仍有200余名当年的知青生活其中，来自上海的张仕良便是一例。
西双版纳是美丽迷人的。1971年5月，张仕良们作为知识青年进驻时却感受到她的只是狰狞：
望不尽的原始森林。劈开空地自己盖草房，竹篾当墙，油毛毡作顶；女知青讲究一点，墙上用泥巴和着报纸糊一下。正是雨季，雨紧风骤，茅草房才盖好一个星期，油毛毡就被风掀掉了，墙也垮了，被子尽湿。雨一下就是一周，“连门都出不了”。
景洪农场场史载：1974年，当时全场知青60%住了瓦房，其余仍住草房；直接生产人员，每月定粮40斤，基本够吃，吃油靠自己种的花生榨油，每人每月4两。多数连队逢年过节才杀猪吃肉，平时没有肉吃，蔬菜供应也很少，五六十年代的老职工喝过的“玻璃汤”，知青们在70年代仍在喝。
什么叫玻璃汤？一根葱，浮点零星油花，“其实就是盐水汤”！喝着玻璃汤，上海宝山县知青张仕良开始垦荒，他被分配到一师加强连，驻地大荒坝，离景洪县城80公里，那是全师最艰苦的地方。当时这里还是西双版纳州的“五七干校”，各路“牛鬼蛇神”、走资派、右派都在这里劳动改造，他们腾出部分茅屋给知青住。
来云南前张仕良给在青海的大哥写信，想听听他的态度。大哥回信，六个字：“活不好，死不了。”极富先见之明。
知青每天都有工作任务：一人一天挖两分地，女知青一分五，然后种水稻、油茶。后来水稻油茶都种不出来，改种花生、黄豆。
有的知青吃不了苦，老请病假，还有的故意把手割破，借口不上班。40斤定粮，食量大的还是不够吃，月底向要好的女知青索要。有一次一位上海知青没出工，同宿舍的人说，他昨天就没饭吃了。排长张仕良晚上给饿肚知青打了四两饭，此后帮他控制饭票，之前他每顿都吃八两。
因生活单调，没有地方可去，男知青们晚上就到女知青宿舍聊天。50多名女知青都编在四排，住一个大屋子里，一张张床铺整齐划一，邻床用箱子隔开。有时竟有100多男女在女宿舍聊天，人声鼎沸，“闹腾程度像上海的南京路”。女知青想家，常哭，相熟的男知青就去安慰，经常是，一头哭，一头笑，活似一锅粥。过不久，睡眠不好的女知青向上级提意见，此后连里规定，晚十点后不让男知青进女宿舍。
由于水土不服，大部分的知青闹病，发烧拉肚子。送病号有时都忙不过来。四人一组抬着病号，走13公里泥路到关坪，师部派车等候，车行60多公里送到景洪。张仕良说，新开发的原始森林瘴气重，抵抗力差点就都受不了，很多时候是三更半夜送病号，纵是身体好，也折腾得够呛。
闲极无聊又正值青春年少，打架也是常有的事。1973年，张仕良和另几名知青自上海探亲返回，经关坪走回连队。走夜路过勐养农场时被一伙重庆知青劫了行李食品，连队指导员告到团部，张仕良等到勐养农场认人。因被抢时黑灯瞎火，辨不清长相，张仕良于是乱指一气，抓了十来人，审问、禁闭、受罚，其中不乏冤屈者。
此后两边结下梁子。重庆知青放话：大荒坝的上海知青来一个，打一个。说到做到。张仕良说，以后进出关坪都胆战心惊的。
1974年，加强连推荐知青龚汉中到上海念大学。张仕良说，这是他们那一批知青中唯一的工农兵学员。现在据说在上海某大学任教。
而大荒坝，正如其名，几乎无书可看，300多上海知青精神世界一片贫脊。“此后就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张仕良悻悻然。
后来大批知青返城，张仕良却因妻子有病没能回上海。虽然本人没走，张仕良还是把自己的一双儿女送回了上海。
两个月前，在上海生活了14年的儿子张玉铭来电话，说还是愿意回云南，以照顾父母生活。张仕良在电话里把儿子臭骂一顿，“休想！”
他绝不愿儿子重履他的生命轨迹。
前些年热播的电视剧《孽障》，说的就是上海的知青和本地的姑娘结合后生下的孩子。知青回城后，有一批孩子就留在了西双版纳。长大后，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把孩子接到了上海读书，可这些孩子既不习惯在上海的生活，再回到版纳更不习惯，所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就是自己既不是上海人，又不是西双版纳人，普遍缺乏归属感。
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孽障。
愿意他们最终会找到自己的幸福，做一个幸福的上海版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