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咏秋

鲁迅曾谦称：“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躬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他很少作即景抒情的诗词，但在《新秋杂识（三）》中曾写道：“秋真是来了，晴的白天还好，夜里穿着洋布衫就觉得凉飕飕。报章上满是关于‘秋’的大小文章：迎秋，悲秋，哀秋，责秋……为了趋时，也想这么做一点，然而总是做不出。我想，就是想要‘悲秋’之类，恐怕也要福气的，实在令人羡慕得很。”当中还有这样一段趣谈：“昨夜闲逛荒场，听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鸣叫，觉得好像是美景，诗兴勃发，就作了两句新诗——‘野菊的生殖器下面，蟋蟀在吊膀子’，写得太科学，太真实，就不雅了。如果改作旧诗，也许不至于这样。又将这两句诗转换成古文，便是‘野菊性官下，鸣蛩在悬肘。’”

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中国古代诗人一般都表现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意识。在陶潜、杜甫、白居易等诗人身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哲学精神。尽管在鲁迅的诗中，一定程度地带有古代诗人的率直、亲切动人的情感特点，但从根本上讲，鲁迅与中国传统诗人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他既不属于儒的传统，也不属于道、释的传统。从鲁迅的诗里，几乎找不到仕途意识和隐士气。他进取而不媚俗，孤独而不颓丧。屈原式的愚忠，杜甫式的拙苦，在他眼里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他也哀民生之多艰，但不相信先验理性可以拯救苍生；他也注重人伦道德，但不囿于儿女情长。他的诗没有隐退尘世、逃遁于自然山色的空灵之作，也不浸淫于吟花赏月的温情里，除了对同类者施之以爱外，他主要还是以一个与空虚和黑暗进行肉搏的勇士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

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中国风雨如磐、灾难深重的岁月。在鲁迅眼中，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如万物凋零的秋天——风刀霜剑严相逼。

1934年9月29日鲁迅在《秋夜有感》中写道：“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

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鲁迅日记》（1934年9月29日）记载：“为梓生书一幅云：‘绮罗幕后……’”此诗是写给张梓生的。1922年-1935年间，张梓生一直在上海，他是《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编。鲁迅和他有25年的交往。《鲁迅日记》（1934年9月17日）载：“晚三弟及梓生来，蕴如亦至，留之晚饭。”那天饭前饭后所谈内容主要是文艺界的斗争和国民党文化特务的种种鬼魅伎俩。谈话间，张要求鲁迅写个字幅，鲁迅欣然答应了。鲁迅9月29日写的字幅，托周建人带给。张梓生清楚，《秋夜有感》是以那天吃饭时的谈话为内容的，是鲁迅对当时文艺界景况的抒怀之作。

鲁迅在《亥年残秋偶作》中写“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查《鲁迅日记》，此诗是在1935年12月5日写在条幅上赠给许寿裳的。看条幅手迹，诗末有“亥年残秋偶作录应季巿吾兄教正”字样，《集外集拾遗》中也就以“亥年残秋偶作”做了题目。此诗作于1935年，当时国内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因而这是一首忧国忧民的抒怀诗，悲壮沉郁。许寿裳说：“此诗哀民生之憔悴，状心事之浩茫，感慨百端，俯视一切，栖身无地，苦斗益坚，于悲凉孤寂中，寓熹微之希望焉。”

在鲁迅的诗中，对世俗的鄙夷十分强烈。他不仅无情地撕破了官僚、政客的外衣，而且也将世俗人的劣根性暴露在阳光之下。在诗的天地里，鲁迅为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精神话题。它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现在艺术的本体结构中，更主要的是呈现在一种承前启后的“精神范式”中。这是一笔伟大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