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杨甦
不久前，我应邀参加了电视剧《重庆大轰炸》剧本讨论会，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我问他：“你还记得我吗？”仲呈祥一双大眼睛在厚厚的镜片里闪着犹疑不决的亮光，我感到他想不起我了，于是又问：“那么，你还记得杨苏吗？”记忆的闸门仿佛瞬时打开，他离席走到我的跟前，握着我的手说：“你是原来《红岩》编辑部的？”我点了头，正想告诉他杨苏已去世多年的消息，他却抢先说道：“杨苏去世后，我专程到他家里，向他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我之所以提起杨苏，是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呈祥作为一个青年文艺评论家，经常向《红岩》投稿，当时杨苏是负责文艺理论的副主编，对呈祥十分器重，不仅编发了他初期的一些理论文章，还向重庆出版社大力推荐出版了也许是他的第一本文艺理论着作，并且亲自作序推荐。后来呈祥考上了电影理论家钟惦棐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成了影视圈的名人，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大型文艺节目中，常常看到他坐在评委席上。呈祥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又被中国传媒大学聘为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这样一个功成名就的人物，至今不忘他的恩师，我想杨苏的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
我刚调到文联的时候，《红岩》还没有复刊，但正在为复刊作准备，一是积极抓创作，另一面在文艺理论方面开展拨乱反正。杨苏作为《红岩》分管理论的副主编，经常主持召开一些文艺理论的座谈会。我虽然分在小说组，但也常常被杨苏拉去参加。我知道他的用意，他是想让我多增加一些文艺理论知识，特别是像我这样没有进过大学而缺乏理论修养的人。那时聚集在他身边的多是一些高校中文系的一些老师，每次参加这样的会议都使我受益匪浅，我感到就像在弥补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不足，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个老编辑对年轻编辑的培养。也正因为有了杨苏，《红岩》复刊以后，他主编的理论版才办得这样活跃。杨苏作为编辑，还亲自撰写评论文章，推荐介绍重庆地区的作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对解放思想，促进文艺繁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搬到文联大院后，与杨苏为邻，他每天晚饭后，总爱跑到我家里，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听他对一些作家的作品进行点评，我也在他的随意点评中，提高了自己的文学修养和对作品的判断能力。杨苏尤其是对本市的作者十分关注，每当有新作发表，他也总爱在我面前评论一番。我记得当年刘钊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散文《巴山夜话》，他就对我说：“巴金说过，无技巧就是最大的技巧，刘钊这篇散文，看似无技巧，但恰恰写得极其自然，没有任何雕琢和粉饰，朴实无华。”有一天，他显得很严肃地对我说：“我最近看了曾宪国一篇小说，我原以为他是一个耍客，没有想到他写的东西不仅很有生活气息，并且对人物的塑造和语言很有特色，这个作者值得注意，很有发展前途。”宪国是我的好友，我不记得当时把杨苏对他的评价告诉他没有？但宪国的确在以后发表了不少中、长篇小说，最近他的长篇小说还得了《红岩》文学奖，不能不说杨苏当年独到的眼光。
我认识杨苏的时候，他已过了花甲之年，也许因为子女多，家庭拖累大，又由于长期在文艺单位，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一个瘦弱的老头。我和他接触多了，我才发现，其实他的心理年龄很年轻，不仅能够接受新鲜事物，穿着打扮也很时尚。他春秋天穿的米色风衣，当时只在年轻人中很流行，平时也爱穿西服，挺胸直腰，显得风度翩翩；同时，他也爱和年轻人接触，当时文联办公室不够用，一般住在文联大院里的老同志多在家里办公，但他常常到编辑部来和年轻编辑聊天。有一次在川维厂开笔会，结束时举办舞会，尽管他不会跳舞，但他一直坐在旁边，饶有兴趣地观看大家跳舞，不时爆发爽朗的笑声，就这样一直陪着大家玩到凌晨3点多钟。
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文艺方面来说，主要还表现在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上。有一次在讨论婚姻爱情题材的小说时，杨苏对青年作者说：“不要以为你们现在才反对封建主义，其实我们年轻时也在反对封建主义，我当年为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逃婚去了阿坝，你们有这种勇气没有？”谈到当年的壮举，杨苏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阿坝是当年红军过草地、爬雪山的地方，可见其环境之恶劣，我实在无法把当年那个为了追求婚姻幸福而逃亡的年轻人和眼前这位衰弱的老人联系起来。但是我所看到的杨苏晚年生活还是很幸福的，他的老伴范娘娘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有时我们在办公室开会，只要天气稍有降温，范娘娘会及时送来毛衣；天突然下雨了，下班走到大门口，范娘娘也总是拿着雨伞在门口等着他，其实办公室到他家也就几步路的距离。每当看到这感人的一幕幕，我都会笑他是一个幸福的老头。
有一年，我和杨苏到昆明组稿，临走的时候，支部交付我一个任务，要我趁这次出差的机会，和杨苏谈谈对入党的认识问题，当时杨苏已列为发展对象。这使我很为难，对于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他的人生阅历和对社会的认识都是我所不及的，我实在感到难以启齿。当时我们住的宾馆房间里没有电视，晚饭后散步回来，他就躺在床上看书，一直要看到深夜，而我却无法在有灯光的环境里入睡，但也不好意思打扰他的兴致。一般文人都有睡前躺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但我没有想到他在这把年纪上了，还这么喜爱读书，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放下书，和我闲聊起来。在文联，我一般不爱向老同志打听他们的过去，因为我知道过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噩梦，而杨苏却主动和我谈起，我这才知道他过去的一些经历。他说：“我这个人呐，一生都在追求进步，在解放前，还被国民党抓进监牢。解放后，在1957年反右时，我被定为中右，虽然不像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下放劳动，但一直作为内部控制使用，每次政治运动，我都在劫难逃。”我这才明白他的入党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原因，于是趁机把支部的意见转达给他，杨苏沉默了好一会，才说：“入党是我一生的追求，我已到了这种年纪，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杨苏直到他快要退休时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届古稀之年，我感到他入党比较纯粹，仅仅是一种信仰和追求，为此他付出了一生的努力。
杨苏退休后，本来应该颐享天年，他却因为久咳不癒，在医院査出得了肺癌。以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医院担心动手术他吃不消，只能釆取保守疗法，他却坚持要动手术，我感到他有种强烈的求生欲望。当他被推进手术室后，当时我确实担心他出不来了，结果手术很成功。当他被推出手术室后，医生告诉我，打开他的胸框后，发现他的整个肺部都很鲜活，完全不像一个有50年烟史的人。当他苏醒过来后，我首先吿诉了他这个消息，他嘿嘿地笑了起来，用微弱的声音说：“说明我抽这么长时间的烟，并没有把烟吸到肺里。”我感到他对治癒自己的病充满着信心。但过了没多久，他脖子上的淋巴结长出了肿块，稍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一定是癌细胞转移了。虽然医院只通知了文联领导和家属，但我相信杨苏肯定意识到了。有一天我去探望他，他对我说：“我现在是在和死神作斗争。”他的神情淡定，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在这个虚弱的老人身上，表现出异常的坚强。连一般癌症病人都会喊痛，而我多次去医院探望他，从来没有听见他叫一声。杨苏住院期间，探望他的人很多，当时的党组书记蓝锡麟不得不叫人分头通知文艺界的人，尽量不要去医院探视，以免影响他的治疗和休息。有一天，老蓝突然对我说：“凡是想探望杨苏的，赶快通知他快去。”我心里很难过，感觉死神已经降临了。那一天，我和老蓝守候在医院，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我深深感到杨苏在重庆文艺界的影响。
杨苏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我还会常常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