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者
那年春天，我与他相识在一辆破破烂烂的公共汽车上。
我们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我学中文，他学美术。他就坐在我的旁边，说他叫格桑，卷曲头发的格桑，络腮胡须格桑，那只会画画的手也格桑。他的幽默把我逗笑了，他的眼睛却放弃了我，像只追逐气味而去的蜂子，绕着那位学舞蹈的女生转了。他咂着舌头对我说，那女生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子。我说她除了身子细下巴尖，再看不出有多漂亮了。他便不想理我了。
到了康定，我去了一所中学教书，他去了民族歌舞团画背景。我们就很少见面了。
三年后的一天，我在街上碰见的格桑，他说有事要上我家来找我。我想无非是他哪个亲戚的娃娃上中学的事吧，就说我烧燃火炉等他。
风很猛。康定的风就是这样，先憋气，憋足了再一口喷出，把刚落地的雪又卷上了天，罩起浓浓的雪雾，裹住这座山沟里的小城。雪风便带着伤心的呜咽，消失在山的缝隙里。于是又憋气，又猛刮，几天几夜不停息。一股劲道很足的风，把我的门吹开了，雪雾带着寒气在屋内的每个角落翻滚。格桑气红了眼睛，说：“你住这么个破屋子。走，上我那儿，我屋内有钢炉，有啤酒。你也可以看看我刚画的几幅画。”
走进他的屋子，像走进了一个大冰窟，冻得我像乌龟似的把头手使劲往毛皮大衣内缩。我看看四周空荡荡的墙壁，说：“画家，你的大作怎么不挂几幅在墙壁上，空留着让油烟熏得多难看。”他哈地一笑，说：“我好久没画画了。我的画全在画室里。画室在四楼，天一冷，我就懒得上去了。”
那时，四楼是康定最高的楼房了。我很想看他的画，硬把他拉了上楼。
他把灯一开，说：“你自己看吧，我不想看。这些画我看一眼，就伤心。”
我不知他为什么这样说，就随他站在门边吸烟，独自朝满墙艳丽的油彩走近。画都不很大，没有上框，但像一格格小窗户，框住了一个个小小的梦境。第一幅是粉红色的，簇拥着团团闪光的雾气，深处有一白塔尖，日月环形光辉里有一模模糊糊的女神的影子。第二幅是蓝色的，是那种纯净无染的蓝色。像静止不动的湖水。树枝与飞鸟的倒影点缀湖面，美得醉人。第三是红色主调，像熊熊燃烧的火。红焰在冲上云天时凝固了，成了金光闪闪的雪山顶。山下一头白色的放生羊珍珠一般的耀眼。第四幅以黑灰色为主调，点缀黄与红组成的奇奇怪怪的画面，隐隐约约可以看出许多向上生长的手掌，捧接天上掉下来的什么东西。这四幅画最激动人的是颜色，冷的暖的粗的细的浓的淡的，它们的高超的组合，构成了一组动人心弦的乐曲，在墙壁上碰撞，在屋内回荡。
我对格桑说：“真是太动人了。”他冷哼了一声：“我没画好。我拿笔的手太笨了。”他说，他一直想把自己做的一些梦画出来，但怎么画都不满意。我说这些画应该拿出去展览，展题就叫“梦里世界”，肯定会引起轰动。他淡淡一笑，又伤心地吸口烟，指头一弹，烟蒂便向那幅蓝色的画飞去，在静静的湖面碰了一下，又弹了回来，连一丝水纹都没浪起。他伤心地说：“我早想架一堆火，把这些画统统烧掉，免得它留在世上害人。”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那幅画。它比其它画都大，占了半堵墙，很显眼地放在对面。画面上盖了块满是油污的布。我朝那幅画走去，地上乱扔的色管在我脚下破裂了，喷出一团团红红绿绿的色彩。我轻轻一拉，布耷了下来，一片清丽明亮的色彩便裸露在我的面前。
这是幅强光下的人体画，除了山石树木与人体的阴影是由许多偏冷的色块堆成的外，其余都是刺眼的红色与黄色，看一眼便满目的光辉。背影如粗糙的墙体，人体却细腻柔嫩，像刚洗浴过似的微红。半蹲着身子采摘地上的小花。脸上露出纯真的微笑。我盯着那张漂亮的脸，说：“这个女人我见过。”
格桑没回答，关上了画室的灯，在一片黑暗中跺着脚说：“我们快走。这地方呆着，我的脚趾头都冻痛了。”我同他下了楼，眼前还晃着那片耀眼的光。我说：“那个女人我好像见过。”他朝手心哈着热气，没回答。
回到暖烘烘的屋内，我俩都长长地吐了口气，把心内的冷气全吐了出来。喝几口热茶，便懒懒地躺在了火炉边。我说：“你真会玩，每天和那些跳舞的在酒吧里混，还画出了那么好的画。”他的手指头厌恶地甩了甩，说：“那算什么画，我真想把它们统统烧了。”我说：“那真是些好画。我不会画，好画还是看得出来。最好的是那幅人体，简直和真的一模一样。”他哈哈笑了，说：“真的才不像那样。那也是我的梦，比真的好多了。”
他说起来，真的伤心极了。那女人我真的认识，叫加央措姆，就是当年在公共汽车上吸住他目光的那个身子细长，下巴尖尖的女生。他对自己和加央措姆只淡淡地谈了一句：“我与她差点结婚，可是她还是走了，跟一个从香港来的商人的儿子。”
他什么也不说了，躺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看着天花板上飘散的黑烟。我也没问，我明白他为什么要把那个轻浮的女人画成那个模样。他是生活在梦里，不管醒来或是睡去，梦都像是他的影子一般，随身携带着。在他鼾声响起时，我给他盖上被子，关上灯。我坐在炉口闪动的一片红光中。我似乎看见梦从他朝天的鼻孔中飘出来，缓缓升腾，同黑色的烟雾一起凝结在天花板上。
梦境都是新鲜的，像他刚从锌管中挤出的色彩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