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楼的记忆

那年我15岁，从富平老家来西安看望父亲。也许是父亲想我了，写信要我来，他想见我。一天，他高兴地说：“今天爸爸带你去看钟楼。”钟楼我知道，高高矗立在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交会处，那时钟鼓的确很高，四周没有楼房，有也不过四层，父亲在陕歌，文艺路北口上，住在简易的四层楼上。但在当时，那简直是令人艳羡的住处了。四层楼高不过钟楼的。

登临钟楼，让我兴奋。这样一个带点神秘的地方。于是便随父亲去了。

到达钟楼，从北边下面的洞子里进去，上到第二层，靠西边的房子里，有一个管理人出来，同父亲聊了几句，然后打开栅门，让我们上去参观。

整个钟楼上就我和父亲，两个人。

此时是1972年，文革正轰轰烈烈。钟楼，因了它的模样，也不受待见，显得寂寞无主，默默注视着戴着红袖章奔来奔去的年轻人。大约它的位置显赫，虽无革命光环，又尚在四旧之列，但能自身保全，确属万幸。绝无引起它人注意的骄矜。这个时候，我的目光静静地停留在它身上，尽管，我并不甚懂它。

神秘，是我的第一感受。过去许多时候总打它身边经过，有心无心望它一眼，似乎与我毫无关联。世界上许多事情就这样，它尽管进入了你的视野，但你却熟视无睹，仿若不存在，与你相隔在另一遥远的国度。之前的钟楼与我亦如此。

第一次爬上钟楼，肃穆之感，油然伴生。父亲说，钟楼建造于明代，距今400年了。400年的感觉，地老天荒。富平老家的古村落也有老房子，但哪儿能和钟楼的宏伟相比。更令我自豪的是，伙伴里也许有人见过钟楼，绝无人上去过。钟楼那时压根儿不开放。

登临二楼，我首先注意到西北角置放那一顶大钟，锈迹斑斑。我自语道：晨钟暮鼓。古人早晨敲钟，傍晚擂鼓，报告时辰。父亲看着我，脸上露着笑意。我过去轻轻抚摸了一下，拳起手指敲了敲，仿佛听见它遥远的回鸣，一层层荡开来。后来知道，钟楼上的古钟，铸造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实在珍稀，被移到碑林博物馆保藏。后来这一顶钟，是依原样复制而成。西墙上，有一“钟楼碑”，记载钟楼迁建过程。原来它最早建于明朝洪武十七年（1384年），原址在西大街广济街口，与鼓楼相对。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由巡抚御使龚懋贤主持，移钟楼于今址。文言文读起来费力，似懂非懂。感受深切的是苍凉和久远。抬眼远望，南大街历历在目，居高临下，车如流水。自行车流里夹杂着马车和偶然一辆卡车。马车不同乡下，马屁股后绑了布兜，看了令人发笑。父亲说：“周恩来、朱德也登过钟楼。我们站的这块地方，他们也站过。”时空就这样叠加，细细辨识，你能否闻到明人的话语和气息？

钟楼故事里，最引人遐想的是它的建制。地方建制，不能高于皇都，朱元璋建都于南京，但钟楼却是以皇家的规制建造的，实为罕见。原来朱元璋曾有心移都于长安，派了太子朱标来考察，朱标对西安印象极佳，回去向父王历数西安之雄：“举天下莫关中若也，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然而不巧的是，朱标英年早亡，朱元璋老迈之年丧子，心灰意冷，迁都之事便搁置下来。但钟楼的建造，却因了迁都之议破例依了皇制。钟楼命运，如此这般，若朱标不死，西安不知又会是何等模样？

看完钟楼，回到住所，心里有一种气息氤氲开来，钟楼的宏伟气派，将我震慑击倒。上面的物件和文字，伴随岁月流逝，已经模糊，唯有这种感受依然清晰，仿若为我注入了一股力量和生气，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心中升腾出别样的意绪，说不清道不明，觉得自己忽然和以前不一样了似的，是钟楼导入给我，催我升华了。一日读到刘勰的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方始明白游历对象会在某一刻召唤你、赋予你元气。

40余年过去了，父亲早已作古。忆起往事，总会不由自主地想，父亲当时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劲，带我去登钟楼？我不知他通过什么渠道，费了多少周折找到熟人办成此事。真想当面问问他，当时作何思量？但一切已不可能，我只有在夕阳中，遥想、缅怀和猜度了。让父亲留下的那一抹余晖时时温暖我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