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在母亲心中

1938年，也就是外祖父黄家祥从蕉城赴上海，随即辗转湖北，奉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指派，前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那一年，在母亲的视线里，他永远消失了。

那时，母亲黄鸣玉六岁，舅舅黄国醒十岁，大姨黄桂玉三岁，小姨黄华玉即将出生……

许多年之后，年近古稀的母亲回想起1938年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曾外祖父在蕉城继光街黄氏宅院的地板上“哗”地摊开一张大大的地图指指点点，告诉她外祖父的行踪。尽管母亲已记不得外祖父奔赴延安时辗转途经的确切地点，但她记忆深刻的是地图上那个不起眼的小点——当年外祖父最终抵达的地方——延安。

外祖父出生于名门望族，富商之家，14岁即赴沪求学，后来考入上海法政学院，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1年，感愤“九一八”事变，外祖父将家里在上海开办的“黄砚记”商行中价值200两黄金的日货全部上交充公。

母亲后来得知，外祖父当年急匆匆离家北上是接到上级通知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的，由于拮据，曾到广东向四婶婆求援，四婶婆捋下手镯给外祖父典当作盘缠。外祖父从延安寄回家书，约略说了他前往延安的经过和近况。在野外上课，参加劳动，生活得清苦，但生活得很好。这是外祖父对延安抗大学习生活乐观自得的简洁的描述。

1938年后外祖父断了家书，从此杳无音信。外祖母曾问卜于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此人已无命可算，不幸言中。“文革”期间诬传外祖父投敌叛变，家人受到牵累。但母亲和她兄妹们坚信外祖父永远是个红色的革命者。关于外祖父的更多信息，来自于外祖母。外祖父与知书达礼、美丽、善良、宽容的外祖母感情甚笃，由于投身革命，他们离多聚少。外祖母永远也无法知道，1942年，年仅33岁的外祖父已在五台县红表乡榆林村一次凌晨的紧急撤退中与日寇同归于尽，殉职于山西代县司法科科长任上。在外祖母的追忆里，外祖父是个读书人、率直之士，不平则鸣，邻里、家人都敬畏他。当时黄家附近有个制鞋店，外祖父常到店里聊天，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谈锋中流露许多进步思想。外祖父很有革命气质的诗词、题联手迹以及许多藏书，全部散亡毁失，片纸无存。四十年代初，一位姓林的保长前来派丁，以外祖父是共产党相挟，曾外祖父情急之下悄悄把外祖父的书信付之一炬，外祖父的手迹就像外祖父本身再也不会复现。

外祖父唯一存世的，就是家人珍藏的他的一帧一表非凡的半身照。

正是这帧照片引领外祖父回家。

舅舅、姨姨和母亲，几经周折，不断奔波，四处寻找外祖父的踪迹。1983年，原山西省民政厅厅长孟维璧接到这帧照片，一眼就认出这就是自己惦念已久的黄家祥同志！这位当年的代县县长，和外祖父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不禁泪如雨下。年迈的孟维璧不顾严重的眼疾奋笔写下的关于外祖父的回忆，以及代县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终于使外祖父的壮烈事迹大白于家乡父老面前。有关他投敌叛变，出逃台湾的谣传烟消云散。包括母亲在内的，外祖父的四个子女长期蒙受的不白之冤和屈辱得以洗刷。

“异地献丹心，烈士精神传万代；家乡埋忠骨，黄公典范颂千秋。”

1984年，外祖父被宁德县委、县政府和亲人迎接回家。他的遗骸从山西代县烈土陵园迁回故土，安放于宁德烈士陵园。

从1938年到1984年，外祖父用46年的时间，以生，以死，走完了回乡的路途。

2000年出版的《宁德地区志·人物传》，记载了外祖父的事迹：

“……民国31年9月29日，家祥在五台山县红表乡榆林村组织有关人员开会时，被日军包围，情况危急。为了不连累全村群众，他临危不惧，安排在场人员撤退，自己留在最后阻击。在横越深沟时，不幸摔坏一条腿，跑在前面的人返身要扶他后撤，他见敌人已经追上来，急忙说：‘你快跑，不要管我！’说着奋不顾身站起来，朝战友们撤退的相反方向走去，并故意发出声响将敌人引向自己。果然，一日军小队长率队包围了他，妄图活捉。为了让战友们安全撤离，他等敌人张牙舞爪地靠近时，出其不意地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方志的记载是有限的，而母亲对外祖父的追忆，注定只是一些零星的片断，且时间晕化得往往没了界限。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母亲心中，外祖父永远年轻、英俊、鲜活，仿佛正午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