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心年
年龄越大，越怀念小时候的过年。那时我在乡下，是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女孩，柴火妞儿。一没事就会数着指头巴望过年，觉得过年真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闺女要花，小子要炮。”似乎平日里所有遥不可及的愿望都可以在过年的当口和鞭炮一样集合，呐喊，爆出明亮的火花。
新衣服是肯定要穿的。父亲在焦作市矿务局上班，工资不多，养活一家人显然是有些吃力。可无论怎么算计怎么省，过年时五个孩子每人一身新衣服是铁板钉钉的事情。用东北话讲：咣咣的。但新衣服不能买，买了花钱更多，都是做的。奶奶心灵手巧，能裁善剪。母亲锦上添花，喜描爱绣。于是，我们的衣服，尤其是我和姐姐的衣服，都会有出乎意料的惊喜。记得8岁那年春节，我得到的新衣是一件天蓝色的小褂，罩棉袄穿的。白色的公主领上镶了一道细细的彩虹边儿，左胸前是母亲精心刺绣的一大朵牵牛花。由花芯的玫红渐变至花瓣的粉红，旁边还有枝叶的浅翠深绿缠绕而下。行文至此，我已经伤感地发现，这纷繁的色彩搭配显然是俗艳的。但我仍要说：记忆里的这件衣服确实是非常绚丽可爱。因为，她是母亲给我的作品。母亲给的，往往无可挑剔。更何况是已经过世的母亲呢？
还有扎头发的绸子，也必得要一对新的。不讲究的绸子是不锁边儿的。不锁边儿的容易脱丝，坏得快。当然也便宜。讲究些的就是锁边儿的。往往锁的边儿还是同一个色系：深蓝色的绸子锁浅蓝色的边儿，大红色的绸子锁暗红色的边儿，橙黄色的绸子锁金色的边儿……女孩子们扎的最多的，还是红绸子。飘飘扬扬的红绸子，扎在高高的辫子上，如冬天里的火焰。如果再戴上崭新的围巾，把女孩子上边云彩下边花地这么一衬，无论多平凡的小脸蛋儿，都会显得千娇百媚，好看得没法子。
除了自己的一身打扮，柴火妞儿过年最关心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好吃食了。好吃食从腊八就有了苗头。腊八粥一早就熬出了第一缕年气儿。然后是放寒假，跟着母亲去赶集，买瓜子，糖果和串亲戚用的点心。到了腊月二十三，就趁着灶王爷的光吃糖烧饼。眼看天色黄昏，连忙跑到村口，等着父亲下班回来。“二十三，祭灶关，远近大小都回来。”我知道父亲必定是会在晚饭前到家的。而他的黑布包里，必定还会装着一两袋芝麻糖。“二十四，扫房子。”这一天是劳动日，我的任务是擦洗桌椅，搬挪坛罐。“二十五，去领鼓。”我就和一群小孩子跟着村长敲锣打鼓，到那些军、烈属家慰问，送骑鱼娃娃的年画和两斤五花肉——也有我家一份。爷爷在解放前夕战死在沙场，奶奶熬了50年的寡，是烈属。送到我家的时候，我总免不了几分得意。那时节还不懂，我这心里的几分虚荣得意，在奶奶心里是何等深切的痛楚。
两斤五花肉自然是不够过年的，于是“二十六，去割肉。”接着“二十七，洗萝卜。”洗萝卜是为了盘饺子馅，炸丸子。再然后，神圣的二十八到了，这一天是男女老少齐上阵，“二十八，蒸枣花”。要蒸每人两个的人口馍，谓之“大馍”。要蒸供神的枣花馍，还要蒸豆馍和包子。蒸完了这些还要放上油锅炸丸子，煎油豆腐。从早到晚，紧紧张张。我的任务经常就是烧地锅。这么大的厨房工程量是必须得烧地锅才能在一天之内完成的。我喜欢这项工作，我喜欢看炉膛里的火苗蹿来蹿去，变幻无穷，又暖和又有趣。但这一天挨训往往也是最多。因为多嘴多舌。
“奶奶，还有几锅？”“死丫头！”“奶奶，火撤不撤？”“死丫头！”
蒸馒头是不准乱问乱说的。我至今也不明白，这是哪朝哪代的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二十九，去打酒。”打完了酒，万事俱备，等待新年的高潮来临。于是，农历腊月三十来了。上午是供祖宗牌位，贴春联，下午是男人们上坟请祖宗们回家过年。大年夜，吃饺子。我最关注的是能否吃到钱。倒不是预测自己是否有福气，而是想着把那钱据为己有。钱不多，不过5分钱。可多少是个钱啊。我在乎着呢。
农历正月初一早上穿了新衣，就去本家老人那里拜年，当然最现实的目的还是挣压岁钱。父亲母亲和奶奶给的压岁钱都是走过场，摸一摸就被母亲回收走了。想要有私房钱，还得去外面奋斗。但十七骗不了十八，总归还是会被母亲没收充公。她不这么做也不行，别人给了我们，她总得有什么给别人。在那个清贫的年代，几乎家家如此。小孩子的压岁钱到大人那里，都是一场场微妙的平衡和算计。记得有一次，别家两个小孩子来拜年，母亲给他们一人一元。我们五个去那家拜年，得到的是一人五角。如此，我们挣了五角。二哥傻傻地对那家女人说：“还是把这五角给你吧。要不然你就亏了。”
走完亲戚，很快就到了农历正月十五十六。这是小年，最后的狂欢。所以似乎比大年更有年气。有的村子扭秧歌，有的村子演旱船，有的村子请大戏，总之每个村庄都有声音在跳舞。我和一帮小女孩这村走到那村，那村走到这村，三五里之内来回逛，不觉得累。回家也不会被骂。毕竟是过年，如此盛大的节日，通常总应该成为被大人宽容和宠待的理由。这两天还会“点旺火”，其主旨大约是消灾避祸祈瑞纳福。同时就着熊熊的火光放花炮。等到十六那天的火焰渐渐在家门口冷却下去，我的意趣也开始阑珊。知道明天要上学了，这年，算是过了。新的流程，开始了。
就是在这样的新年里，我一天天地长大着，终于离乡村越来越远，也离这乡村的年越来越远。去年农历正月初六那天，我离开小城，悄悄回到了老家，想重温一下旧时的记忆，却终还是满怀萧索地离开。一时间，我居然十分恍惚。我不知道，是记忆欺骗了我，还是我欺骗了记忆。不禁问自己：难道童年的那些新年只能成为另一种同音不同义的读法，只能成为心里的年——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