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

大姐大我20余岁，小时候对她并没有多少的记忆，等我懂事上小学的时候，大姐早已嫁人，也有了她自己的儿子，但我还是保存了她在我童年里许多回忆。

那年头乡下日子很贫寒，我们家人多姊妹7个，穷得更是叮当响。父亲在外地做事不常回家，娘一人拉扯着一大帮孩子过日子，一个人管了家里管不了地里，忙东顾不了西，因此，娘就在家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由大孩子依次看管小一点的孩子。这样家中除了娘以外，大姐的权力就是一人之下，六人之上了。我听娘说，那年月没机器磨，隔三岔五就在奶奶居住的西院老宅子的石盘上推磨子，碾棒子、高粱米加地瓜干，一推就是一个下午或者整个晚上。

推石磨前，娘把所有的孩子集合起来排好队，开始“训话”安排任务，说完之后，大姐就会迈前一步，面朝大家，再重复娘的部署，具体安排分工到人，然后套上磨棍一圈儿一圈儿地推，她也推；不推的时候就跟在磨道里，用笤帚簸箕往下撮面子，然后送到笸篮里给娘用细箩去筛，过滤出粗块，再一次次倒入磨眼里细细地磨。

白天推磨子还好说，夜晚马提灯棚子一角那么一挂，人便一圈儿圈儿地转个不停，黑灯瞎火地没完没了，人也困了，脚也乏了，推磨子的人便闭了眼瞌睡起来，脚步机械地跟着磨子转。这个时候瘦弱的大姐却不知哪来的劲，踏腰猛一用力一推一停，闭眼的便全被“诳”醒了，有时候或者锐声喊那么一句：“不许偷懒！”吓得大家赶紧重新用力推。当然这些我是听其他哥姐们说来的，他们并给大姐起了一个不雅外号——“砸二顿子”。意思是说娘说过一遍后，大姐再来二遍吩咐。不过等我长到能进磨道推磨子的时候，大姐早已嫁人走了。

我的外甥小我不了几岁，大哥常带了我到黄河大堤八里外的大姐家去。那个时候外甥已经懂些事了，但发音不全，每次我们要回家来的时候，外甥都要拼命地跑着追赶我们，挣扎着要到我们家来。为此，我和大哥离开的时候，往往诓了外甥后偷偷出村，常常跑出一截路远了，还能清晰地听见外甥的哭喊，“俺上水里去，俺上水里去。”我们庄子

叫水坡，外甥说不清晰。

我记忆里大姐住娘家的日子不多，起码我记事后她不常来，来了也住不长时间，不过，就是这样，大姐还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记。我的大姐特俊俏，大家都说十里八乡难觅的美人，因此大姐眼眶子很高，本村邻里的小伙子没看上一个。娘说有人开始给大姐说了一个西乡的后生，家境殷实，大姐前去相看了，那后生一眼就迷上了大姐，可大姐说死说活就是没看中。

那个时候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族的脸面往往比骨肉亲情还重要，而说媒的又是亲戚连亲戚，奶奶就威逼利诱大姐答应下来，可大姐倔强的性子宁死不从，三天三夜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嘴唇都咬出了鲜血。实在没办法了，奶奶就想出了个好主意，让性情温和怯弱的二姐顶替去了，尽管我的二姐有一千个一万个不如意。

后来我每次听唱吕剧《姊妹易嫁》，就想起我的大姐和二姐，我并没有谴怨大姐，我知道我的大姐并不是那种嫌贫爱富、贪图享乐之人，她是在为自由幸福而战！虽然我并没有埋怨大姐的意思，但我却为我那可怜的二姐感到愤懑和悲哀。听娘说我二姐开始也是进行了激烈反抗，但最终还是屈服了奶奶的压力。在那一年的秋天里，西乡里来了一帮子人，一阵鞭炮唢呐响过之后，一个陌生的男人牵来一头高大的黑毛驴，咿咿呀呀叫着，驮了木木呆呆的二姐摇摇摆摆着走了。二姐离开的那天，什么话也没说，一滴泪也没掉。当然这件事也是听娘说的，我后来曾去问过大姐，大姐默然无语。

我印象中的大姐是极其疼爱我的，她经常变戏法似地从口袋里、衣袖中，抑或是不可知的地方拿出一些糖块来，还有水果或者饼干之类的东西给我吃；所以我很是盼望着大姐住娘家来，也最喜欢围着大姐身边转。我记忆中的大姐特喜爱吃鱼，时常撺掇我带着外甥提了花脸盆，拿了细铁筛子，翻过大坝去小河沟沟里捉小鱼，弄得我俩满身是泥巴，但每次捞到的鱼尽管星星点点的不多也不大，大姐都会饶有兴趣地削掉鱼鳞，洗净内脏，用清水加上老醋烧焖，一直到鱼刺焖酥烧烂了，然后分给我们解馋，她也连肉带刺一起吃。

这样美好的日子并不长久，大姐在我记不清的一天早晨，随军去了遥远的甘肃，而且一去就是二十年。在那里又生养了一子三女，次子次女先后夭折，只活下来两个女儿。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那个秋天里，娘去兰州大姐那儿照看孩子，临走的当儿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只摇头，我说我只需要小人书。当娘被人簇拥着走上街面，拐过村西那个坑塘湾不见了，我才潸然泪下……果然没过多久，在千里之外的大姐就给我邮寄小人书来了，用的是一个黄布包包，而且不止一次。那些散发着墨香的小人书，陪伴着我在那个清苦苍白的年月里，度过了贫苦却温馨的童年，也减轻了我对娘的无尽思念……

大姐一生漂泊无数，后来又随夫君辗转去了西宁，再后来又到了鞍山、鹤岗、沈阳……但无论大姐走到哪里，她的印痕都深深镌刻在了我的心房，也不管是我听来的，抑或是我感触到的。

大姐，小弟我想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