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便永恒

2012年6月的初夏，在一次我们几个大三同学的聚会上，一位来自浙大法学院的朋友兴奋地说，前几天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有代表团来访，其中有位黄辉教授，是研究证券法、金融法和公司法的学者，在海外非常有名，恰是他前段时间收集域外论文资料时经常“邂逅”的学者。我们开心地分享了这位朋友的经历。

司法考试过后，终于摆脱了学科的硬任务，可以任性地读点名家的学术着作。有一本绿皮的专着非常吸引我，读着读着，我发觉，这是充分运用比较法研究方法撰写的着作，对英美法系的公司法制度剖析得非常清晰且彻底。我深感这本书的价值，即是书的副标题“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有意思的是，直到快读完时，我才意识到，作者正是朋友之前提到的黄辉教授。从此，我便记住了他。

好奇地发现，黄辉教授在世界银行、哈佛法学院、哥伦比亚法学院、剑桥法学院等世界顶级学术殿堂和国内的清华法学院、上海交大法学院等知名法学院校都做过演讲。

本科毕业前夕，我被香港中文大学录取。开学前，我拿到课表，一眼就看到第二学期有黄辉教授讲授的两门课程，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们。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能聆听黄教授的课，是非常幸运的，甚至连第一学期的第一堂课还没上，我就有期待第二学期尽快到来的急切感。

黄教授的讲课如期而至，还未谋面，我竟“自豪”地感到自己与在座的其他同学是不同的，因为我自信地认为，自己读了黄教授的很多论着，是比较了解他的。

但后来发现，这些“了解”，是皮毛与肤浅的。

这是教授的第一堂课。他走进教室，我看到的他，中等个头，皮肤偏黑，平头，显得很精神，给人一种十分踏实的感觉。虽然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的授课语言是英文，作为一个中国老师，他在授课时没有狂飙一些陌生的英文词汇，并使用较慢的语速。也许这是他对内地学生的体谅吧。甚至在遇有一些专业的英文生僻词汇时，他都会将对应的中文告诉我们。因此在黄教授的课上，不用担心跟不上他授课的进度。

我清晰地记得，上课时，黄教授不会站在讲台后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讲，而是时而会抛出几个问题让我们思考。当教室里鸦雀无声时，教授脸上有种缺乏互动的无奈，但他依然笑着，眼里似有期盼的神情，嘴里蹦出的几句“come on！”逗得我们捧腹大笑。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也敢于用不娴熟的英文回答问题了，因为教授或是常开玩笑地说“just guess!”以调节气氛，或者替我们分析概率，比如这道题，猜对或猜错，都有50%的概率，因此值得一搏，而且作为学生，没有什么可输的！

由此，我享受了黄教授的幽默，更感悟了他为师之道的纯粹。

黄教授身上没有“脾气与学问一样大”的架子。逐渐地，我常会在课间与黄教授进行交流。课后在阅读黄教授的论文时，遇有疑惑，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写邮件给他，他均会非常耐心地回复，时常还附上他的鼓励。

令我惊喜的是，黄教授竟主动提出让我当他一段时间研究助理的想法。而我也因此“检讨”过自己因为之前学科背景和学术兴趣的缘故，对金融、证券等知识存在严重的欠缺，甚至成了知识结构中的短板。但黄教授非常肯定地说，只要有决心，且自己想学，就都能学得成！教授的亲和、耐心，给我越来越大的勇气，我甚至给他提了自己对其若干着作和论文中的一些小建议。现在想来，不免觉得有些不妥，但教授确实有这般接受“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学子的包容力，令我感动。

教授也与我分享了他的经历，当年他在清华大学读完法学学士（同时也是工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后， 2002年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攻读博士、留校工作，从临时讲师到定期讲师，再到正式讲师，升任高级讲师和副教授、指导博士生并获得终身职位，只有八年时间，黄教授成为了澳大利亚“八大名校”法学院正式员工中的第一位中国人！同时，他于2010年受聘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并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双聘副教授。去年，我得知不到40岁的他，已晋升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法学院有50多位老师，但教授仅有8位），真是不易啊！

很荣幸的是，黄教授记得多年前我曾寄给他的自己在大三时出版的专着《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律制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现在回过头去看，专着中多有论证不充分、甚至幼稚之处，但黄教授对我的书中几处实证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以此鼓励、欢迎我继续读博！于我而言，这是莫大的鼓励。

如今的我，正乐此不疲地进行着“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中的实践。

脑海中记载的收获与曾有的美好，均是人生弥足珍贵的财富，我与黄教授交往的这几个片断，即属其中。每每想起，便觉得学术是纯粹的，做人也如此。亦惟有此，方能永恒。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