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的书信

诗人臧克家是我永远怀念的前辈，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无论写诗还是为人。

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结识臧老的，当时他已经八十来岁了。那个时候，臧宅在北京赵堂子胡同，一个安静的四合院。第一次去那里，是和一群搞理论的中年人一道。我们在北京八里庄参加全国文学奖诗歌奖的初评，一个星期天，大家相约去看望臧克家和艾青。全国文学奖是鲁迅文学奖的前身，两年一届，搞了三届，因为1989年的风波停止，恢复后就改名为鲁奖了。

从那以后，臧克家就开始和我通信。1986年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臧克家和卞之琳应聘担任顾问教授，通信就更多。一直到臧老2004年去世，他给我写的信超过百封之数。2002年底，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臧克家全集》第11卷是《书信》，收入给我的信8封，《中外诗歌研究》杂志发表29封。据说，臧老晚年给南京诗人吴奔星和我的信最多。1996年，年过90的诗人大病一场，用他在信中的话，是“一场大难，幸天留人”。他在来信中说：“病中亲笔写信极少，与吴奔星、你、刘征等几位信来信往，虽劳累，但说心里话，字行间有情在。”那年我给住在医院的臧老写信，报告改革臧克家奖学金发放办法的想法，他立即在病床上复信同意。臧克家夫人郑曼先生附笔说：“接读来书，克家不顾疲劳，躺在病床上写了一大张复信，这是他病后写得最长的信。从写字不成形，到写这样一封信，你可以从中体会到他体质恢复的进程。”

臧克家是书法家，他的字非常漂亮。向他求墨宝的人很多，臧老总是尽量满足大家的愿望，从来不取分文报酬。臧克家的字，刚劲清秀，墨带诗韵，结构完美，被称为“臧体”。他在1998年8月26日给我的信中说：“我不喜电脑信，亲笔才亲切。三五老友，我亲笔回信，多留底稿。”他用钢笔给我写的信，也可见出他的书法艺术的功力。我习惯电脑写作，给人写信一般均是电子邮件，但为了不败老人的兴，给他的信都用手写，通过邮局寄去。

从臧克家的来信里可以读到他对新诗研究所，对我的关怀和指导。新诗研究所申报博士点，他在旁伸出援手；新诗研究所所庆，他发表祝贺文章。在我准备调往西南交通大学的时候，他来信劝阻，认为在西南师范大学发展会更好。我希望和苏联研究中国新诗的契尔卡斯基通讯院士建立联系时，臧老通过在莫斯科工作的二儿子臧乐安找到了契尔卡斯基。这些信件，现在读来，仍然无限感慨。

臧克家书信最大的特点是说真话。就像在1989年8月18日的信中所写：“我对你是无话不谈的，对与否，难说。但是实话。”臧老对文艺界某些现象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 1997年10月24日，他在来信中说到诗坛一些出版物的编选：“私而不公，偏而不正，引起批评文章一篇又一篇。是非不是没有标准的。”“私而不公，偏而不正”，批评得多么到位啊，这是一位正直、坦诚、富有经验的老诗人、老编辑家的眼光和判断。今天的诗坛，难道不也还在印证臧克家十几年前的科学、敏锐、有预见的批评吗？臧克家一贯反对“小圈子”。他在信里写道：“文坛上，情况极复杂，不凭作品而凭人事者比比皆是。我爱才，爱好作品，即使出自对手之手的好诗、佳作，也大为赞扬。艺术伟力撼人如此。”

晚年的臧克家得到有关部门的悉心照顾，在信件里也有所反映。和艾青一样，臧老一直被安排在协和医院就诊，这是首都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之一了。1998年8月26日的信中说：“借寓一家公寓，系退休‘官人’所居，环境极优美，我与郑曼二人，请个小保姆，生活不错。”这里谈的“公寓”，是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为臧老提供的红霞公寓，在北京晨光街15号，一些退休的部长住此，老百姓俗称“部长楼”。

暮年的臧克家最怕打扰。他在信中说：“生日，友人来信，来电。但我最怕‘节日’，‘生日’。因喜静，怕热闹，老人大半如此，我尤甚。生日前几日我给小平、苏伊、乐安等等家人写了一封信，大意是：生日这天，你们不要来，别人送东西，一律退还。有人想来做客，拜谢。”小平，苏伊，乐安，是臧克家在北京工作的子女。但是，他却依然陶醉于和诗的不解之缘中。臧老是2004年2月5日去世的，他在2002年10月29日的信中这样描绘自己：“我半天卧在床上，但充沛的诗情，令我心不安宁。我经常有腔有调地背诵古人的名诗名句，好似一个疯子。同调太少了。呜呼！”

臧克家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存在，他的信对于新诗、诗坛、诗人都谈了自己真实的看法，全盘托出，只有极少数信件他嘱咐“不宜发表”。这些书信无疑是臧克家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中国新诗发展史的重要史料，值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