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是金

出差的时候，家人常常提醒：“别随便去称赞别人的东西哟！”这个嘱咐背后有好些故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硕士学位授权点很稀有，更何论博士点了。1984年，西师外语系汉语教研室以方敬（教授）、邹绛（副教授）和吕进（待批副教授）为导师，申报硕士点。报点必须要有三个高职的导师，我是讲师，所谓“待批副教授”，其实是学校玩的花样而已。也许是方敬和邹绛的名气太大了吧，这个还有“待批副教授”的跛脚梯队，上报北京后，居然获准了，大家都很高兴。

三个导师在方敬家里开会商量，慎重一些，方敬是学校的副院长，太忙，由邹绛和我前去济南，因为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都有现代文学硕士点。先学习一下别人的经验，再规划我们的学位点。到山东大学，我们拜访了导师高兰；到山东师范大学，我们拜访了导师冯中一。两位导师极其热情，冯中一还陪我们游大明湖，并带上家里珍藏的法国餐具，在湖边宴请。

既然到了山东师大，邹绛和我都觉得有一个人必须看望，这就是孔孚。孔孚刚在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山水清音》，名声大噪，出版社副总编杨本泉是孔孚的伯乐。孔孚一生多艰，幼时干农活砸伤右手，只能靠左手生活。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里都挨整。1979年平反后，应时任山东师范学院副院长的田仲济之邀，从《大众日报》调往山师，在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从事新诗研究。正是在山师，孔孚发现：中国传统诗歌的重头戏——山水诗断了线，他立志要当“接线人”。《山水清音》问世，好评如潮，美国一家华文报纸甚至称孔孚为“现代山水诗祭酒”。

孔孚设家宴欢迎邹绛和我。在诗学上，我们是知音，席间交谈甚欢。我指着我面前茶几上的一个蚌壳造型的玻璃烟灰缸，称赞说：“孔孚兄，这个烟灰缸真是漂亮！”孔孚说：“我也很喜欢这个烟灰缸呢。”

告别济南，邹绛和我坐火车去北京，一大群山东朋友到月台送行。握别后，我们进了车厢。火车快要开动，孔孚突然从窗口给我递进一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说：“吕进兄，拿好啊！”火车开出济南后，我把报纸打开，天啦，是那个玻璃烟灰缸呀！怎么能夺人之爱呢，都怪我多话。

看来，沉默是金。英国人说：“生活是银，沉默是金。”日本人说：“沉默是花。”冬天的沉默推出了万紫千红的春天，雄鹰的沉默蕴含着力量与自信，而《论语》也早就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就像美国作家杰克霍吉的书名《习惯的力量》一样，习惯有时是很固执的力量，烟灰缸一类的故事在我这里并未绝迹。

从1993年秋到1994年春，我在莫斯科大学担任了半年的高级访问学者。中国教育部同意的我的课题是：《中国新诗在俄罗斯的翻译、出版与研究考察》，莫斯科大学指定的我的合作教授是谢曼诺夫，这是一位着名汉学家，也是中国北京大学的客座。莫斯科大学号称是欧洲智库之一，它的办学方式和治学方式带给我许多启发。莫斯科大学也给了我暖暖的情谊，我和汉学系系主任卡拉别相教授签署了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与莫斯科大学汉学系结成友谊单位的协定书。

我住在莫斯科大学的主楼，在列宁山，而汉学系在克里姆林宫旁边，去那里要坐地铁。我一个月去几次。系秘书玛尔伽丽达是外交部的退休人员，一位善良、有风度的俄罗斯大妈，到过中国，但是不懂汉语。第一次见面，她问我：“教授，你是北京大学的？”我说：“我从重庆来。”她表示不知道重庆。我说，抗战时候中国的首都，你都不知道？她一脸歉意。每次一到汉学系，玛尔伽丽达就自作主张，四处打电话：“吕进教授来了，你们有什么事就来找他吧！”一次，我的助手来办公室谈帮我去图书馆借书的事。完事后，我发现系办公室的圣诞树很漂亮。玛尔伽丽达告诉我，这圣诞树是可以折叠起来的，装进一个就像衬衣盒一样的纸盒里。我听后大感兴趣：“哟，在中国我还没有见到这样的圣诞树呢。”

几个月后，我要回国了，系里召开送别会。我致答词后正准备下台，卡拉别相说，别忙，别忙，还有一样礼物呢。他递给我一个纸盒，里面就是那颗圣诞树。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汉学系居然割爱，让我把办公室的这棵圣诞树带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