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煤尘道上的父亲
父亲背着一袋大米行走在从城郊玉山通往敖南的道上，蓄着厚厚煤尘的车道比夜色还黑，分明地勾勒出矿道一样幽长的路径。父亲快步如飞，豁口解放鞋掠起煤尘被夜色吞没，跫音多像我们物理实验课上打点计数器的节奏，密密麻麻，结实、欢快。套在解放鞋里的双足，长年水泥、砂浆腐蚀，皮肤板结皲裂，伤口血凝，周围长着刺儿，我小手无数次犁过他脚掌，就像误入荆棘地，刺痛，却带着一股血浓于水的暖意。
此时，这样一双脚飞快行走在从玉山通往敖南的道上。他肩上背着七斤大米，大米轻飘飘压在他肩胛骨，尼龙袋口扭成一束长辫披在胸前，由弯曲倒勾的右手抓着。大米们相互依偎，非常安稳地睡着了，它们以为还躺在谷壳里，睡在阳光充足的田野，酣然沉睡中长肉。
我就读的中学在敖南。我坐在教室里，与同样从乡村考出来的农家子女一块晚自习，对付二元一次方程和几个从大洋彼岸舶来的“英格力士”单词。我并不知道父亲正踢飞煤尘往我这儿赶路。宿舍箱子里还有两斤多大米，足够应付三天生存的问题。周末我回了乡下，我喜欢回乡下婶母家，路上有十来个同伴，说说笑笑一个多小时就到村庄；如果有女同学同行，那种隐秘的快活，还嫌七公里多的马路太短。
我是父亲唯一的骨肉，母亲病逝那年我两岁，跟随父亲的行踪和命运颠沛流离，到了读书年龄才回到村里。父亲从未提出要我周末回他那儿，他宁可选择孤独，也要让我缺少母爱的童年多一份融入同龄人的快乐。
我无法了解父亲的思想。
父亲静默地接受命运安排的一切，我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十一岁的兄长不幸夭折，亲情如附体的衣衫一件件剥离父亲躯体，最后只留下瘦骨伶仃单薄的我，聊以遮挡他无尽的寒凉。他明白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摇撼他坚忍的骨头和千疮百孔的内心，唯有沉默是最好的言语。我生活在他为命运沉默的阴影之下，与他常日无语相对，这对童心是一种折磨，尽管父亲是无意的。在父亲沉默的阴影下沉默，时时有一股凄寒的风袭入心间。
父亲不多的话语表达中，悲观的叹词占了上风，一声“唉”的短叹过后，接着对“唉”作简短注释。他的一个个“唉”犹如一串岛屿困住我，使我浸泡在忧郁而苍凉的海水里不能自拔，以致我现在极力重塑性格都收效甚微。那年春节，我还在念小学，父亲独自一人为邻居新房后院石砌外墙勾缝，一层多高的地方吊一块厚木板，父亲站在木板上，风快地用调好的水泥混凝土勾墙缝。这是他本行熟活，就像我背诵语文是本职一样，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但那天下午不知是吊木板的绳子断了，还是父亲不小心，他成了自由落体，摔进那道窄窄的水沟里。过程我不太清楚，在做晚饭的时候，站在灶台边的我，看到父亲剐伤的手、行动不太灵便的身体，眼里充满恐惧神色。他短促的“唉”声之后，忧伤地说：“我们命真苦啊！”这话像是一把刀砍在我心里。那年春节因此阴霾沉沉。
我用全身心投入读书的积极态度，对抗着身世记忆与现状，包括对父亲短暂的遗忘。但我还是为父亲的到来悸动，心灵深处的悸动。教学楼是一座老掉牙的木楼房，有人走上来时会发出沉重的响声惊动那些晚自习不专心的同学。我比较专注，父亲探头进来的时候，我陷入恼人的方程式不能自拔。有人轻叫我一声，说：“你爹来了。”我一抬头，看到站在教室门外的父亲，布纽扣破旧的蓝布衣服上布满泥尘和几块混凝土迹。建筑队天黑了才收工，他匆匆吃过晚饭就背着米匆匆赶过来。
我涨红脸，小心走出门，唯恐惊动和妨碍了谁。我的成长，始终赔着小心，出现在任何场合与群体，都保持缄默与低调，三十多年后的现在，仍然不事张扬。笼罩在父亲命运阴影下成长的我，继承了他命运的性格。我从父亲手上接过大米，父亲又从内衣口袋摸出一块钱，作为我一周的伙食费。
他说：“我走了。”
我望着父亲走下楼梯，年久失修的木楼梯发出咕嘎呻吟，仿佛是他命运的呻吟。父亲走到楼梯口，出了廊道。我也走下楼。我要送米回宿舍。廊道外就是大操场，父亲身影在操场上移动，黑黢黢的一团，慢慢变小，变得越发不分明，直到消失在操场边那道铁门。父亲走上四十分钟就能到达他们建筑队的宿地关公亭，一处庙宇式的建筑，早年供奉关云长泥像，父亲他们住进去的时候，关公像已被“破四旧”消失多年。那是一处很不错的两进大院，粗大的木立柱，轩敞的大厅，院内有地可种蔬菜，院后有池可养鱼，院外方圆数里遍植杨梅、枇杷、梨、荔枝、龙眼、芒果、橄榄……四季次第开花，次第结果，香了一座山，甜了一块园，闹腾腾的好不热烈红火。比起父亲此前住过的工棚和现在一些民工住的工棚，关公亭够得上星级标准。若不是父亲的命运不济，住在这里父亲的心境就会好些。父亲还是知足，毕竟上苍并非残忍到了赶尽杀绝，而是给他留下一根瘦弱的独苗，留给他灯芯燃亮的一豆希望。
几个月后，一场凄风苦雨过后，秋空旷苍凉的日子，强忍肝痛折磨而天天出工的父亲，终于撑不住了，如大山一般訇然倒下。直到他住进县医院的病房，我才知道父亲生病，这也是父亲唯一一次住院。
父亲出院，是被死亡之神判了死刑，我得到通知，匆忙赶到关公亭时，父亲已处于弥留之际。天国的光辉笼罩着他，他呼出象征生命存在的最后一口气，睁着眼睛走了。
那年我十三岁，念初中二年级。班上老师与同学都不知道我消失一周在料理父亲后事，为他送终归山。
从此，我与父亲生死两茫茫；从此，长长的夜路一个人走；从此，那条煤尘四起的路上，再也看不到那个背着一袋米匆匆往学校赶的亲人的影子。
后来，我儿子问起他爷爷奶奶在哪里，我不知从何说，那个背着一小袋大米往学校赶的人的故事，依他现在的阅历如同听天书。一代人的命运就让一代人去承受，我只能告诉他一个未成年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最亲近的人健在，家完好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