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哥

今年清明节前，我和我妈小住澳洲半年后回到汕头，老哥稍后也从伦敦回国参加学术会议，顺便回家探亲。没有像以往那样邀约亲朋好友，老哥只想与母亲和我共度恬静日子。一周后，驱车送老哥乘机飞武汉，在草木生长时节，在潮汕机场，老哥一句话说得草木也动情：“来，咱兄妹合个影留念。以后你可能经常到澳洲，咱们见面更不容易！”

是啊，回首数十载同胞兄妹，我和老哥同处一个屋檐下的日子却屈指可数。

童年时，我是外公外婆家的“主人”，老哥则是“人客”。16岁高中毕业，我“留城”当工人，长我一岁半的老哥则“上山下乡”。78年高考，老哥“金榜题名”，放下锄头，背上行囊，离开万峰山林场去北京。直至远涉重洋，落户英伦，兄妹的空间距离愈隔愈远，相互间联系也不甚密切。只知他一直是各种忙。

忙忙碌碌的老哥，这些年到底忙出些什么名堂，我一直不甚了了。知道他教学之余，常有著作，曾让他带回他出版的书刊，让我瞧上一瞧，他应声“好”，旋即又加上一句：“很枯燥，不如读你的散文有趣。”每每回国探亲，他总是“忘了带”。在家中，他跟我聊的多是“过日子”，不是“拼事业”，互相吐槽谋生不易。厨房里，我做饭，他洗碗，各司其职，平平实实——他是我哥！

直到那日在微信朋友圈，看到老哥好友发的链接：《从1到N：英国学者为中国创新支招》——《中国科技报》头版头条。那是该报驻伦敦记者对“英国学者”、我的老哥的专访，我才既感意外、又不意外！我深知他一贯的行事风格。有些人做事是未做先说，说了不做；有些人是做了才说，或做了不说。老哥属于后者。而他在家中缄口不言，可能更为着兼顾我的“玻璃心”，怕因他的“有出息”，反衬了妹妹的“没出息”吧？！

要知道，在当年外婆口中，我可是比老哥聪明伶俐多了——那个寒暑假从府城到乡下客居的小哥，“被他妹妹骗去卖了还帮着数钱呢”。而幼稚时兄妹一起生活，让我记住的，也多是一些他的“糗事”。

当年，我是乡下外婆家的“常住人口”，哥只是暂住。他对乡村的无知、略带城里孩子的娇气，很被我们那群野孩子“鄙视”。尤其夏夜成群结队玩“地雷战、地道战”，他远不及“土八路”骁勇善战。有一晚上因为他的“笨”，被开除出队。一个人在外婆的竹林居大门外龙眼树下孤独徘徊，看小伙伴们在野外田园的番薯垅中“游击战”打得激烈，久久不愿离去……作为妹妹，我心内难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气”。但终归我属于那群野孩子，未能离开“组织”，陪伴自己孤独的哥哥。只是那个月光下更显伶仃单薄的身影，一直留在记忆！

他不仅“笨”，还“一根筋”。读初中时，我们都跟在城里父母身边。但父母经常“下乡”，无暇顾及我们兄妹三餐，妈便把我们的粮油肉票证交到她单位食堂寄膳。因此，放学后，我们背着书包去到下水门街妈妈的单位。若未到用餐时间，兄妹都喜欢阅读单位的报纸书刊。有一两个母亲的同事间或会跟我哥逗趣，性格安静的他总是避之不及借机溜走。有一回，这同事又拦住我哥，并以什么借口用粉笔“画地为牢”，让他站在其中不准离开。哥试图逃走，都被他截住。几番来回，又羞又恼的哥哥便站在那“小牢房”中不挪动了。母亲的同事随后离开忙其他事情。但我哥却来了脾气，就那么沉着一副稚脸，站在那一动不动。待那同事回过神来，赶紧过来解除“禁令”，但那少年似乎铁了心，“誓把牢底站穿”。

哥也未能是我处困境时的定心丸。十五岁那年，我在金中高厝塘农场劳动。垦荒时，被山坡坠落的大石块压伤，倒地不起。老师同学扛着担架，走十几里山路，把我抬到潮州中心医院，停在急诊室门外地上。那天，父母刚好都下乡。最先赶到医院的家属是哥哥。那时的我，少女的心思，不太在乎是否伤情严重，在乎的是形象。想着自己蓬头垢面躺在担架上，一副“伤兵败将”的狼狈相，便很羞愧，一直扯着被单，蒙住脸。知道哥哥来到身边，便悄悄拉开被单一角，看到穿着白的确良衬衫的哥哥，长长的衣袖耷拉着，低垂着头，红着眼眶看着我，一声不吭，只把所有的话写在脸上：伤心、焦急、无措、无助。那一刻，我反倒觉得可怜的是他而不是自己。

那些稚拙，犹在昨日，眼前老哥，已步入金秋。几经打听，我终于知道了老哥在其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学术地位令人瞩目。有一专著，由英国卢德里奇出版集团（Routledge）出版，居亚马逊书店东亚图书类畅销书排行榜第13位，被欧盟前主席普罗迪则誉为各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了解中国改革、创新的“必读书目”。他曾任全英中国经济学会年度主席。今年五月，他被选为全英创业协会理事——这到底是些什么位置？老哥简单回应：“比较重要”。

终归隔行如隔山，老哥在那些“比较重要”的位置，做那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于我总是“比较抽象”。于是，我和我妈将他的工作简化为：大学执教鞭，伏案写文章，飞来飞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只是他日渐稀疏的头发、沧桑的脸，使我暗忖他几多付出、几多耕耘，使我不由自主尊称他为“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