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最幸福、最快活、最舒服，吃得最好、穿得最新、最令人企盼向往的事就是过年。小时候，家乡很穷，于是流传一种说法：“小孩盼过年，大人盼莳田”。

每年大年三十晚上临睡前，妈妈都把新衣裤放在床边的板凳上，告诉我：这个口袋有几粒糖和花生、红薯皮，那个口袋有十多二十个小鞭炮，还有个口袋有一两毛压岁钱。糖、花生、红薯条可以吃，鞭炮可以放，但钱是断然不能花的，节后要回收，否则“节后算账”，准有一顿揍。

我老家在安仁县竹山街上。当时竹山只是一个大队，属乐江公社（后恢复承坪乡），竹山街只是一条百来户、两三百人的小街。靠近街上还有几个小村子。家乡新年的第一天是以天蒙蒙亮为标准的，而“封财门”其实是从除夕晚上十一二点开始的，集中在后半夜。一阵阵封财门、开财门的鞭炮声把我们吵醒后，我们就企盼父亲起床“开财门”。父亲“开财门”后，我们就穿起衣服奔向鞭炮响起的各家各户大门前去抢掉在地上未燃响的鞭炮。每抢到一个鞭炮，那高兴劲，长大后很少有过；为抢一个鞭炮，不惜在地上打滚，不怕被炸伤，那拼命劲，不经历那个贫穷年代的孩童是无法体会得到的。

天大亮后，正式的“过年”开始了。我们回到家里，开始享受新年。我们一家七口围绕在桌子旁。桌上摆了一盘“饭杂”，盘子的中间摆一个较大的饼子——这是不能吃的，家里只一个，必须摆到正月十五出节以后；周围有少许的花根、杨梅酥、花豆，除了过年，这些平时都是看不到的“珍稀品”，一般也是不能吃的，也要等到出节以后；还有较多的花生、红薯皮和爆米花。花生可以多吃，红薯皮和爆米花可以放开吃，可以“兜”。我们每人面前有一碗自制的甜米酒。喝完酒后，我们兄妹五人就去给同住在竹山街上的姨母、舅舅拜年。姨母和舅舅家也用甜酒和“饭杂”招待我们。接着姨母和舅舅两家就到我家拜年，爸妈也用甜酒和“饭杂”招待他们。然后吃烫皮。烫皮是用鸡肉汤煮的（鸡肉要一再熬汤直到出节以后），那时候，除了过年，家里基本上不可能杀鸡。新年早晨的烫皮当然也是最好吃的了。吃完烫皮后，舅舅就带我们晚辈给已故的外公、外婆“挂坟”——到外公、外婆墓地给外公、外婆拜年。

之后，全街上的人都集中在街头田野里玩鞭炮，大人玩大炮，小孩子玩小炮。每一次鞭炮响起，都能引起人们开心地大笑，人们是那样无忧无虑，尽情享受一年中难得的美好时光！中饭后，孩子们都会到学校玩。先是绕场一周（下雨天在大教室），合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嘴着哼着曲调；然后是“卖笼”、捉迷藏等五花八门的游戏……

家乡人很看重“过年”，即春节，也就是头月头日。这头月头日决定一年的收成。所以春节一到，大家都像变了个人似的，个个尽说吉利话、好话，就算是昨天怒目相向，甚至打架的，一觉醒来，一“节”泯恩仇，大家都客客气气，都把最好的祝福送给对方。怕小孩子初一说“蠢话”，给全年带来不利，家长一般在除夕之夜都用解手纸擦小孩的嘴巴，寓意即使小孩说了不吉利的话也是放屁。在放电影《洪湖赤卫队》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已是初中生，一起床，边穿衣，边哼起了“娘啊，儿死后……”猛然醒悟，急忙刹住，吓得我这一年里都不敢一个人游泳，足足担惊受怕了一年。

过年时，钱和物都只能说有好多好多，不能说少或没有。弟弟最小，父母特别疼爱。春节那天，他总想吃那个饼子、花根、杨梅酥和花豆。父母总是制止他。弟弟问是不是就这么多，家里没有了。父母和大哥、姐姐连忙说，有，还有很多很多。弟弟不解，还有很多很多，为什么不给我们吃，又是过年！弟弟的不解，也是我的不解，这不解陪伴了我们整个的童年。过年鸡腿和鸡肉放在烫皮里，也是给看的。家人一个劲地夹着往客人嘴里送，并一个劲地说，家里还有，客人也是一个劲地推，断然不能吃。大家年复一年地相互客气着。

尽管如此，春节总还是我们孩提时期最盼望最向往最快活的日子。如今，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年味却越来越淡了。如何把社会进步、文明程度提高和传统文化结合，使中国年既文明又幸福、喜庆，是我近年来一直在琢磨的问题。但愿现代与传统相得益彰的、尤其是属于孩子们的中国年，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