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师们的尊师风范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教师奉献精神的写照。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往今来，代代相传。教师节来临之际，重温文化大师的尊师风范，则会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

鲁迅先生对启蒙老师寿镜吾一直很尊敬。鲁迅18岁到南京读书，每当放假回绍兴时，总要抽空看望寿先生。1902年至1909年，在东渡日本留学的8年间，他经常写信向寿老师汇报自己在异国的学习情况。一次，他奉母命从日本回绍兴办婚事，仅在家中停留了四天，但他仍在百忙中抽时间专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寿先生。鲁迅在日本听章太炎的课持续了一年之久，有一种被再启蒙的感受。章太炎先生逝世后，鲁迅抱病写下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称其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接着又写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此文没有写完，成了鲁迅先生的绝笔。

季羡林先生在清华大学旁听过历史学家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二战结束后，陈寅恪得知季羡林准备回国的消息，看过他在德国出色的学业和研究成果之后，马上主动把季羡林推荐给北大。陈寅恪先生在学术界声望极高，一言九鼎。北大立即接受。1946年，时年35岁的季羡林入北大，一个星期由副教授，转为正教授，并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从此再没有离开北大。为了缅怀恩师，季羡林先后写了《回忆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先生》等文章，表示对陈先生的敬仰和怀念。季羡林无限深情地说：“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自己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道路，也同样进不了北大。”

汪曾祺先生在西南联大读书，不久沈从文就发现了汪的才华。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的还要好。汪的“课堂习作”，沈从文给过120分。沈从文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好的文章，就推荐给报刊发表。汪曾祺说：“我在1946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文革结束后，汪曾祺以《受戒》和《大淖记事》等扬名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当代文坛上着名小说家的地位。沈从文逝世后，汪曾祺去送他最后一程：“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汪曾祺以《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为题写了纪念恩师的文章。

鲁迅先生曾说过，天才可贵，培养天才的泥土更可贵。在沧海桑田的日月变迁中，只有学会了尊师，才能获得个人、民族、国家长久的发展空间。此时此刻，文化大师的尊师风范，值得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