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年夜饭

南方的年夜饭花样繁多，令人目不暇接。可提起咱北方的年夜饭，却只有根正苗红的两个字儿——水饺。所不同的是，旧社会北京城里的皇帝要就着酱瓜儿吃素饺儿，馅子有所谓的“十八鲜”之说。一来是“头顿素，一年素”，讨好一下佛祖。二来也给厌倦了整年荤腥的“龙肠”刮刮油。可咱老百姓正相反，巴巴地盼了一年，这时恨不得鸡鸭鱼肉排着队挤进五脏庙。可惜，不能够！

在下小的时候正赶上改革开放开篇儿的年月。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那时咱们除了一股干劲儿要啥没啥，全国经济一派乍暖还寒的疲态。我妈早年病休在家，全靠老爸张罗一家四口的生计，熬得他几乎累弯了腰。有年腊月里，老爸曾经的战友从新疆转业回来，送给他半条寒羊腿。全家人望着那泛着玫瑰鲜与玉脂白的疙瘩肉犯了难，最后决定用“红焖羊腿”为年夜饭增光添彩。三十儿夜里，我在小院里跺着脚守着那只煤气炉子。飘蓝的长火苗舔着砂锅粗造的纹理，像是拳击手挑衅的拳头，引得我馋心大动。我傻乎乎地鼓着腮帮子，拼命地吹了又吹，希望早点儿吃到美味。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大年夜，您猜怎么着？我愣是努出了满脑门的汗，最后怎么上床睡着的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上，顽强的羊腿还在锅里负隅顽抗，那顿肥美的年夜饭终于和满地的花炮一起破碎，成了我童年挥之不去的梦魇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进入了躁动的青春期。街上涌动着匆匆忙忙、去而复来的人群。大家都恨不得多长十张嘴来拉生意，多长十条腿来跑买卖。我家趁时而动，老妈开了个兼卖报刊的电话亭，老爸跑起了出租车。一年到头钱挣了不少，全家脸上的笑容比春晚主持人还甜。可是“有了钱，没了闲”，一顿年夜饭又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好在开清真馆子的穆斯林朋友不过大教的节。头年天擦黑儿时往“黑家饭馆”柜台里递几十元票子，两只大塑料袋一撑，这新年的饺子算是齐活儿。牛肉大葱馅儿的水饺个个像生气的牛眼似的瞪得溜圆。一口咬下去，飞溅的热油似乎能把窗户上的冰花都烫化。美餐一顿后，爸爸边剔着牙，边遗憾地说：“饺子味儿不错，可惜差那么一口汤，没法原汤化原食儿呀！”我妈瞪他一眼，把暖瓶端过来：“看烧得你，买来的饺子哪来的汤？喝刷碗水吧！”

进入21世纪，街上的私家车、大哥大越来越多，老妈的电话键盘和老爸的车轮子渐渐都有些转不动了。我那时还在上大学，明知道饭卡里都是父母的血汗钱，心里惭愧得受不了。几年下来，除了买了不少专业书籍外，愣是没有买过一件衣服。终于，我家的电话亭和那部米黄色的老式电话一起成了历史名词，老妈又下岗赋闲，生活的重担再次落到了爸爸一个人肩上。年夜饭，成了名副其实的“年夜烦”，大家都在闷头吃，可谁也吃不出个滋味来。

2010年以后，咱中国人的日子真像滚芝麻球般越滚越大，越滚越甜，我们家的生活也跟着“水涨船高”起来。先是老爸、老妈双双领到了退休金，接着我的工资也像那个相声里说的，来个“连升三级”。虽然春节晚会越来越不中看，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合家团聚、共度佳节的热乎劲儿。老爸这两年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我们遵从医嘱，给他单煮了一锅少油少盐的素馅饺子。他咬开看看里边油青碧绿的“内容”，叹口气说：“哎，谁知道咱活着活着，又活成和皇上一个待遇，过年改吃素啦！”我妈把盛了几个肉饺子的醋碗塞给我三岁的小儿子：“你爷爷挑嘴争食儿呢，去，你给爷爷端去！”我那胖小子便学着动画片里孙悟空的样子，把碗举过头顶说：“师父，请你齐（吃）吧！”逗得大家差点把醋笑到鼻子里。

年夜饭，这顿世界上场面最大的盛宴，不单是我们家家户户在吃，咱们的祖国也在默默地和每个人一起举杯呀。惟愿这顿饭越吃越香甜，越来越丰盛，华灯永照，永不散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