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祭扫忆父训

又是一年清明至，祭祀踏青两相宜。我们兄弟姊妹相约回故乡为父亲扫墓。

肃立父亲墓前，想起他老人家安贫乐道、清贫自守的恬淡人生；想起他老人家在极端困难中节衣缩食、以其微薄的工资收入坚韧执着地送我们兄弟姊妹五人读完高中；想起他老人家几十年来不离不弃、悉心照料病妻；遇事不急不躁、至柔至刚的性情修为；在大是大非面前实事求是、敢说真话的光明磊落……犹如一缕清香沁入肺腑，引发了我对父亲过往人生的无限追思。

父亲是个老粮食工作者。1949年10月，大军南下，家乡解放。时年18岁担任村组长的父亲自觉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一面说服祖父将家中有限的稻谷捐献出来支援解放军，一面踊跃参加政府组织的筹粮支前和土改工作。1951年土改结束，父亲由群众选举，出任家乡乡农民协会副主席，并兼任乡青年委员和粮秣委员。1952年底改任家乡所在县第五区区委组织干事。1954年调粮食部门工作，历任县粮食仓库和乡镇粮站主任，粮食行政管理局生产、储运、油脂股股长，粮油公司经理，局机关党委纪检委员和局党组纪检书记等职，其间先后参与文革后期的审干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冤假错案平反与落实政策工作。组织上在为他致的悼词中说他“为发展粮油经济、搞活粮食流通、保障市场粮油供应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父亲是一名政治立场坚定、组织观念极强的共产党员。他1952年7月入党后，几十年如一日，对党忠诚不渝，一生服从组织安排、听从党的召唤。党需要他离家到异地工作，他服从；需要他进城，他服从；需要他扎根基层站点，他依然是服从。在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期间，不怕威胁，不为利诱，拒不参加任何派性组织和派性活动。“文革”后期，组织上选调他参加审干，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为甄别那些在历次运动中被整和参与整人干部的问题，不辞辛劳、不怕麻烦、反复外出调查、找当事人谈话，找熟悉情况的相关人员了解情况。定案凭证据，不信口雌黄，不污人清白，为很多遭受不白的同志澄清了所谓的历史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参与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由于超负荷工作，身体健康受到影响，然而他为了尽早落实好政策，还蒙冤受屈的同志以清白，带病工作，一些曾经整过他的人，也在他的努力下得到平反。当时主持政策落实的一位领导说，老陈真是个厚道人，做人做事讲原则，重事实，他办的案子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父亲厚道本分，耐得了烦，吃得起亏。父亲的双亲过世得早，他参加工作几年后，为能更好地照料病妻，遂报请组织批准，将病妻接去一同生活。其房叔见我老家的房子空着，专程到我父亲工作的地方要求借住，并承诺今后由他负责对我老家的房子进行日常修缮。若干年后，我们兄弟姊妹渐渐长大，便与母亲一道回家乡，父亲通知其房叔尽快腾出房子。不料，那个房叔说，某年某月，他对房子作了修缮，计费若干；某年某月，又对房子作了修缮，花费若干……累计用了多少修缮费用，要求父亲先结清这笔费用，他才腾出住房。父亲对于其房叔毫无理由的要求仍然答应作适当的补偿，然而其房叔却漫天要价，一再抬高补偿要求，父亲只好求助村干部予以调解。村干部认为，这么多年来，父亲既然未收过房屋租金，那么其房叔也就无权主张对房屋的修缮费，劝其房叔尽快无条件地搬出。其房叔就是不搬，这件事因此也就僵持下来了。后来，父亲还是付了房叔一笔相当的修缮费。有乡贤说，我活了几十年了，也算是读过圣贤书的，还明白一些事理，但真没听说过白住人家的房子二十多年还倒得补偿的事。

父亲进城工作后，家乡每有人到城里办事，都要到我家里来落脚蹭饭。父亲总是以礼相待，好饭好茶管吃管住。记得有一次，已是腊月廿四小年了，有个乡亲在城里催结货款，一连五六天都没结到账，硬是在我家住到年三十才走。父亲天天茶酒相待，唯恐招待不周，并帮他找人催结货款。那个乡亲领到货款后，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就走了。这件事自然引起了我们兄弟姊妹的议论，父亲却一板一眼地说，乡亲们有困难，我们能帮的就要帮，不能怕麻烦；帮了人，也不能期望人家的感谢和回报，更不能时时挂在嘴上，生怕人家不知道。要说庭训，这就是他老人家对我们兄弟姊妹的重要庭训：施恩莫望报，望报莫施恩。

父亲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曾无数次援笔伸纸，试图写下我心目中高大完美的父亲形象，写下我们兄弟姊妹对他的思念之情。然而，二十年过去了，我却未能写成一篇完整的文字来纪念他老人家。对此，我深感愧疚。在这个清明祭扫之时，我收回思绪，并改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歌以祝：“西山苍苍，溪水泱泱，先君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