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那兄

回忆那兄，先得从中可乐说起。

40多年前，一群伙伴都才七八岁，生活在滇东南一家大型省属国有森工企业机关“十排房子”里。

那兄，小名“熊猫”，长我两岁，个子不高但精干，双眼皮，彝族，昆明人。他口才出众，思维敏捷，生性乐观，谈笑风生，属“帅哥”那一类。是“小兵们”公认的“娃娃头”。他家住在靠东边第三排3号，我家在第四排6号，前后位置，隔窗相见。

那时森工企业职工集中精力“抓革命、促生产”。小孩们集中智慧侃大山，下河逮鱼。午饭，晚饭相聚“十排房子”中央区，互相品尝百家菜。周末，“娃娃头”率“小兵们”上崴者山、大黑山采山珍野菜，一声“鬼来啦”吓得“小兵们”四处乱窜。

十二三岁时，一同在父母供职的一家大型省属森工企业子弟学校上初中，高中。少年时期，学校常常停课，高年级同学学做拖挂车货厢，卖到开远汽车总站。低年级同学上山捡狗头石，学生利用假期用锤子碎石后建盖学校教学楼。闻名云南的“反潮流战士”是他初中班主任，学校几乎没有一点学习氛围。但爱读史书，爱下围棋，爱思考，爱善辩，爱书法（行书）的习惯，那兄倒是没有受到过多影响，随时间的推移反而越来越根深蒂固。

“文革”结束，和他先后到滇东南一家省属森工企业最远的林场上班，算是锻炼。两个月后，他调林区派出所（对内称“保卫科”，对外叫林区派出所），成为正式警察。半年后，借调林业公安处，主要负责上级首长的警卫。

恢复高考制度第三年，他考上云南民族学院，在法律系政法专业干部班学习。两年后，回局保卫科林区派出所，我由学校调到局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

周末，一壶热呼呼上等“水扑龙”云雾茶，一包“大春城”，一坛陈酿十年蛤蚧酒能陪我们一整天。论道最多是他在民院读书时的奇闻。在林业公安处履职的趣事。收获颇丰。那兄回机关第二年，我也考上云南大学，在党政干部班学习。

80年代后期，国有林区发生规模空前的毁林开荒，乱砍盗伐事件。那兄被派往林区一线，负责实地处置棘手案件。期间我们见过两次面：一次陪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记者到毁林开荒，乱砍盗伐现场采访，法宝箐偶遇，他嘱咐道：“避开正面冲突，注意你和记者安全”。另一次在鲁地，犯罪嫌疑人冲卡后，他带护林骨干前来增援。由于时间紧，彼此顾不得讲一句话。事件平息之后，那兄和他的同伴的传奇故事上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显着位置，英雄事迹，载入史册，流芳千古。

后来，经国家公安部批准，省公安厅在该林区组建第一支武装经济民警中队及5个木材检查站。上级点将，那兄出任常务副中队长。这个时期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少，他更多时候在林区转，在木材检查站轮流转。轮训期间，邀请驻州武警支队警官组训经济民警军事技能。他亲自主讲法制课、行政执法课、政策理论课……作为主要决策者，那兄亲自参与处置多起轰动神州的大案要案，后期到中国政法大学进修。

14年公安工作结束，那兄出任局办公室副主任兼局长法律顾问；我也离开宣传干事岗位，调任局办公室副主任兼局长秘书、新闻中心主任、企业报主编。此时来往、配合更多更密切。

记忆中，接待省经委、省厅老领导老红军的印象最深。到企业调研之余，组织有关人士进行射击比赛，缓解、消除考察调研疲劳。晚饭前老红军喜欢喝老白干烧酒，安排食堂炖，老红军对提高企业报办报质量，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被告方企业代表，陪他多次奔走于丘北、文山、开远、个旧县、州（市）人民法院。凭借与常人不同的思维习惯，那兄胜果多多。企业实行内部银行管理前，和那兄又一同参加企业与云南财贸学院合办的中高层管理干部进修班学习。考试成绩属优秀的那一类。

国企公司化改革的第五年，上级主管部门更换了企业的原主要领导，随即与继任者的所谓“纠结”也被继任者主动公开化。毫无准备之下我被动选择下海。他因孩子还小，无奈选择待岗。那是一段煎熬的日子，“杨林肥酒”、“金贵特曲”、“小红河”陪伴着他和我，消磨无聊时光，对饮中神侃过去、未来。

三年后，原继任者调离，新上任的领导又安排他回局办公室工作，还任副主任，还负责法律事务。后来听其他朋友说，局机关搬县城前，领导给他安排了一个养老闲位，劳动服务公司经理。

那兄在企业的后10年，工作事业上、家庭生活上，常有不顺，一波三折。

他曾有多次调离企业的机会，当地州县公安局、滇中地市公安局多次向他抛出橄榄枝，对方意见：先调他，再调他妻子。他最终没答应还有一个缘由，在云南民族学院上学的全部费用是企业垫支的，调走要交回这笔钱。他没有这个实力，自然想走也走不了。

假设还有如果，他离开企业，到地方政法部门，加入公务员队伍也许他的仕途会一帆风顺，波澜不惊。他的家庭也会稳定。然而这个世间啥都不缺，就缺“假设”更缺“如果”。儿子上学问题、儿子工作问题……家庭中的“疑难杂症”一直困扰着他。

去年五月小长假，回原单位一打听，他已请假回昆看病。在昆见到他时，左眼已被扩散的癌细胞压迫得睁不开，但穿着依旧得体，思维敏捷，谈笑风生，没有丝毫变化。我们甚至约好退休后一起爬昆明西山，一起驾车游全国……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您都安然无恙，这点小事对您算啥”我安慰道。

去年9月初，和他又一次通电话，一个多小时通话时间，他思维依然敏捷……然而，3个月后，饱受癌细胞蚕食的煎熬，那兄还是倒下了。

那兄是死于心情，不是病情。奉献完了，退居三线。交心交谈者少了，便不免自我封闭。封闭久了，幽闭。幽闭之后，早年豪情万丈的他，精神支柱也就垮了……

那兄走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对我来说极其宝贵。面对惊涛骇浪，他把识见、灵慧、才气、情彩几乎发挥到了极致；他处置突发事件时的过人胆识、果断的判断力、正确的决策力、对企业、对朋友的真知灼见，起到了“主心骨”、扭转乾坤的作用，体现出他较高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学识水平，在同龄人中极为罕见，不可多得，是可遇不可求人才；他“既不崇拜权威，也不重复自己”的品性，影响着我和周围的同事朋友。

我想，这也许就是他生前大家喜欢他的主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