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屋

“起屋”是湖南益阳方言，农村建筑新房子的意思。1961年，我们家在沅江县新华公社一个叫三码头的地方，首次起了一间一摸梢的茅草屋。此后，母亲带着我们四兄妹，在这个屋子里相依为命，度过了十余个春夏秋冬。我这辈子因工作、生活的需要，在长沙、海口、广州都买新房居住过，但我童年时在农村亲历起屋的全过程，至今最难以忘怀。

大跃进时期，响应政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号召，农民把自己家的房子拆了，几十户、上百户人家拼凑在一起，合住在一栋长条形大筒子茅草屋里，以大队为单位，在一个大食堂里吃饭，统一劳动。

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省委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员，母亲带我住在党校分配的一间平房里。我们住的房子就在岳麓山脚下，趴在窗台上，经常可以看到野狼、野狗、黄鼠狼、野兔等动物在林子里跑来跑去。

1957年，父亲下放到沅江县泗湖山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母亲临近生大弟弟，在长沙举目无亲，只好跟着一起下乡。半年后，父亲被重新安排到常德市一中任教。那个时期，常德和益阳同属一个专署。我们母子三人便留在了沅江泗湖山。半年后，我们从泗湖山迁徙到外公、舅舅所在的新华公社均和大队。由于母亲会缝纫，安排在副业队的缝纫组，做一些红旗、彩旗、幕布等缝纫活。我们住在大队渔场的一间房子里，吃人民公社食堂。

一年后，食堂解散了，成片的大筒子屋也拆了，农民纷纷单独起屋了。不久，公社书记要调走了，他们要拆掉渔场中间的两间房子，把木料、门、窗带走，到异乡去起屋，我们的生存又面临问题了。

一天，母亲把大伯、二伯、大舅、二舅请来，商量我们家起屋的事情，他们到湖边、沟边和大河边绕了好几个圈子，最后选址在大河边的三码头渡口附近，排灌机埠出水口与堆放防汛器材的木屋中间的一块空隙地方。几天后，爷爷来了，帮我们挑土筑起屋的地基。因我们的屋要起在堤外大河边上，要求地基要筑得很高，以免汛期涨洪水时不被淹。爷爷一个人自己挖土自己挑土筑地基干了半个多月。

在一个天还未亮的早晨，母亲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说：“孩子快起来，挑着这些菜跟舅妈到三码头去，今天我们起屋，要勤快点。”舅妈左手提着一盏马灯，右手扛一个大包袱，在前面带路，我挑着菜，高一脚低一脚的紧跟着，到达起屋的地方时，我傻眼了，舅舅、舅妈，伯伯、伯母，还有堂哥、堂姐，表哥、表姐等足足有二十多人，在两堆篝火旁，正干得热火朝天呢。母亲告诉我，上次伯伯和舅舅来，就定好了起屋的日子，约好在鸡叫三遍时，各自从自家出发，走七八里地赶到三码头。爷爷拎着马灯，看守着那些起屋用的材料，他是在工地上过夜的。

太阳升起的时候，又来了三四十个劳动力帮忙，他们都是大队的社员。依当地习俗，谁家起屋、婚、丧等重大事情，生产队所属的每户人家都会派一个劳动力去帮忙一天。来帮忙的不少人都带了一些礼品来，抱着鸡的，拎着鸭的，捧着蛋的，提着蔬菜的，扛着柴草的，场面十分壮观，也很感人。姨妈告诉我，这都是你妈平时出了人情，他们除了帮忙还兼着还礼呢。母亲赤着脚，系着一条深蓝色的腰围巾，扎着一块蛋黄色的头巾，热情接待着他们。

带队的生产队长跟母亲寒暄几句后，开始分工了，一半人留下来帮二伯父搭建屋架子，二伯父是木匠，起屋在行；一半人随他去渔场拆我们住的那间房屋。午饭前，拆屋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扛着、抬着、挑着拆下来的木料、门窗、床和桌子、椅子、被子等东西。母亲说，我们今晚要住在这里了。母亲让我点燃了一挂鞭炮，二伯父他们随着鞭炮声，吆喝着上屋梁了。上好屋梁后，开始吃中饭。午饭非常丰盛，有红烧肉、鸡、鸭、鱼，还有煎蛋、米豆腐什么的，因为不够碗筷，吃饭是分批进行的。

整个起屋的程序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有竖屋架、屋梁的；有专门在屋顶上盖稻草的；有用苇秆扎墙、扎间壁的；有安门安窗的；有搅拌墙泥、在墙上抹泥的；还有在灶房给我们垒灶台的；架床铺的……几十上百号人，每个人都在忙活着，没有一个闲人。那份虔诚，那份努力，那份责任心，无私地流露在他们的脸庞上。我的主要工作是和姨妈一组，负责编做墙壁用的芦苇秆。这是一份相对轻松但也很累的活，姨妈抱来一捆已经处理好的3米来长的芦苇秆子，用稻草扎在杆头，我用钩把子钩住芦苇头，使芦苇秆旋转，姨妈顺势把稻草缠绕在芦苇秆上，仅二三分钟，一根芦苇秆便变成一根芦苇柱子了。把芦苇柱子紧紧地排列在屋架子中间，然后两边抹上掺有石灰、牛粪、稻壳的泥巴，就变成墙和间壁了。过后，我的手酸得过后几天都端不稳吃饭的碗。

天黑的时候，我们的一间一摸捎的茅草屋大功告成了。帮忙的社员和舅舅、伯伯等人，伴着昏暗的马灯吃完晚饭后，先后离去了。此后半个月的时间里，爷爷总是天亮时就来，天黑了才回去，帮我们做扫尾工作。平整屋前的晒谷坪，在屋后筑篱笆围一大块菜地，在屋的周围堆起一个阶梯，开一条排水槽等等，都是爷爷事后做的。

住新屋的第一个晚上，我十分兴奋，忘记了所有的疲劳。躺在床上，凝视着墙柱上的马灯放射出来的点点灯光，倾听着屋后树林里白鹭和猫头鹰的啼叫声，大河里轮船的汽笛声，浪花在河岸边的撞击拍打声，吸吮着新抹在墙上，散发着牛粪味、谷壳味、石灰味的泥土芳香；我思想着，等我长大后，一定要再起一个像供销社那样的新屋给母亲住，因为供销社的屋顶是盖瓦的，墙是用竹板编制的，竹板上抹的全是石灰，平平的，白白的，可好看啦……

1972年，母亲落实政策，带着弟弟、妹妹进城去了，我当时已满18岁，遗留在农村成了一名知识青年。不久我也走了，把住了十多年的小茅屋捐给了生产队……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省城省直机关工作。一次出差到沅江，专程去了一趟三码头。原来的煤气机排灌机埠已经废弃了，被电力排灌站取代；渡口码头还在，我家的小茅屋早已拆了；爷爷当年为我们挑的屋基还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村里健在的几位老人谈起那次我们家起屋的事，都竖起大拇指夸我母亲能干。他们都说，在那个年代，要一夜之间把一间屋变成三间而且独立的新屋，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我母亲做成了。

母亲在起屋的过程中，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倾注了多少智慧，克服了多少困难，一直是我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