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闲话

应一位朋友之邀到一处叫作鼎香园的饭庄聚会。同去的都是一些熟识交往多年的老友。席间大家除了互致问候，还不禁吹些有趣的事。这些场合我因嘴笨，往往只能是好自为之地静坐一隅，洗耳恭听他人高见。我们之中最能侃的当然得数舌压群雄的刘兄、刘老师啦。他是这座省会城市一家文学杂志社的编辑，早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在这家杂志社干起了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文学编辑行当。我和他相识在云南边境一支边防部队的兵营里。那时他是文学编辑，我是喜欢文学的业余作者，彼此间谈得拢，加之兴趣相投，于是从这个当时还相当偏僻闭塞的边境之地就开始了我们将近二十年的友谊之旅。刘兄是个难得的性情中人，除了才高八斗，酒量也是甚为了得。他虽然现在仍是一介党外之士，官外之员，却始终蕴藏着一股仁人之士的侠肝义胆，遇有不平之事，总会说几句打抱不平的话。当然刘兄还是一位说笑聊天的高手。他朋友多，除了他的为人之外，还有一条恐怕是得益于他的真诚和善言。可想而知当年通过硬考，能读上北大且中文系的，如果是没有一点水水，肯定是不行的。有了名牌的基础，加之又多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见多识广，自然善言也就更是情形之中的事了。他讲的笑话可以说得上是东南西北，煎烩炸炒，红黄兰白，晕素杂陈。听他说笑，你倒还非得多准备几条纸巾不可，否则会笑得你人仰马翻，珠泪纵横而不知所以。而他自己则仍是一副地道的我挨你说的昆明板扎样。我们曾有过多次相聚，但每次他都给人一副生活无忧，神清气爽的欢喜佛态。我真的是很欣赏他的人生状态，得乐且乐，得过且过，自由自在，悠哉、乐哉！我以为像刘兄、刘老师这样一辈子都不曾为官，不曾从商，因而不曾依仗权势、金钱而显赫一时的小小百姓编辑，却能友朋四方来、潇潇洒洒度人生，真是令人击掌，给人启示。

而席间的另一位老友却又是另外一种人文景况。他是省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一位副主席，姓那，我称他为那兄、那老师。我和他相识是在滇东南的一个壮族苗族自治州。那时我在驻军的部队里履职。他在地区报社的副刊部负责。正值边境有战事，他们亦组织一些反映前线作战的稿子，我也时有他们的约稿，如此一来二往，便多了一些了解，以至后来成了无话不说的挚友。那兄老家是云南大理白族中的那氏旺族。几兄弟几乎都是学有所成的文化人。在国内散文界颇有几分名声的散文家那家伦其实就是那兄之亲兄。大概是家学的影响，养成了那兄外柔内刚的性格。他早年从云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县中学教书，教学之余开始搞小说、散文之类的文学创作，有时还写点花灯、话剧什么的。几经苦斗，终成大器。进而被选调到了州里的报社做了副刊编辑，后来又被选升到了《含笑花》做了主编，当上了州文联主席、最后又重用到省里执掌了省文联副主席的大印。看到那兄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我想除了他的学识，还主要得益于他的为人。那兄是一个忍性极高而又不善权术的人，虽然学识、悟性甚佳，但在那文人相轻、复杂得可以的圈子里，却是久久地未能神清气爽过来。说来说去，他以为还是那官场惹的祸。偶有小聚，说起为官，不禁唏嘘：宦海无边，何时才能回头！于此，我也只能表示理解和同情，不由也生出一声感叹：真是高处不胜寒啊！

席间的另一位则是刚认识的一位新友，他就是这家鼎香园饭庄的老总。他说依一回生二回熟的理论而言我们也算是老友了。席间他不时过来敬酒，也说一些笑话逗乐。他说这个饭庄真正的老板其实是他那个才刚刚上小学的儿子。为什么？他说其实道理很简单，大家不是称我老婆为老板娘吗？如果我成了老板，岂不是要叫我老婆为妈了。所以说儿子是老板才是拨乱反正了的硬道理。经他这一说倒是感到了一些新意。老总自嘲自己不过是这个饭庄的高级打工崽，所挣之钱都是给儿子老板和老板娘花的。此言一出不禁使人生出几分凉意来！真想不到一个看似多么粗俗的农家乐老板竟然把一个人世间如此传宗接代，物质不灭，周而复始的理论透析得如此通俗了然！我在想：活在世上的人们啊，何时才能打破金钱的枷锁，去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是不是真如马克思老祖宗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