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中的乡愁

入川虽七载，但在南充过年却是头一回。

除夕当天，载着妻子和岳父岳母前往嘉陵区白家乡，在盘于山腰的乡道上蜿蜒前行约一个小时方到白家乡。岳父的祖屋已经卖了，年夜饭在妻子外婆家吃。

外婆家在一个叫樊家湾的地方，小山弯成U字型，外婆的家便在湾深处靠山的地方。湾里如今只剩外婆一户人家，其他人都迁往城里了，外婆眼睛看不见，但家里的一切已经印刻于心。她能摸索着煮饭洗衣、喂猪、养鸡养鸭，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换了地方，外婆便无所适从。这也是岳父母邀她住到城里，她却坚持住在老家的缘故，她说这才是她的家。

白家乡的过年风俗和北方略有接近，除夕夜吃饺子，大年初一大早上吃汤圆，汤圆跟鹅蛋一般大小，一锅汤圆里有一个汤圆中藏硬币，谁吃到就相当于中头彩，寓意新年大吉。

早饭吃完，太阳也出来了，遍野的枯草染上金黄，整个湾里盛满暖意，远处偶尔可闻鞭炮鸣响，空气中有淡淡的火药味。我知道，这景象在千里之外的家乡也是一样的。

今年，我没回家过年，姐姐和姐夫在上海过年，只有哥哥嫂子陪着父母在老家过年。除夕夜给父母打电话，母亲说家里养了好多鸡鸭，捡了好多蛋，我没回家，没口福了。要是往常我回家过年，新旧年交替的鞭炮必定是我点燃的，要是起得早，还要帮母亲准备大年初一的年饭。

年饭和小时候是一样的丰盛，鸡鸭鱼肉四大样是必备的，此外还有柴火熏制的湖南腊肉、猪血丸子和糍粑，餐桌上摆的是甜酒，还要加上自己地里甘蔗榨的红糖。年年岁岁，年饭没变，但年味却随着时代的裹挟和岁月的变迁渐渐淡去。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便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去串门拜年。印象最深的一回，我让母亲给我准备一个红色的布口袋，和小伙伴挨家挨户拜年，先道一声新年好，每家家长便迎了出来，往我的红口袋里塞糖果、花生、瓜子，有时遇到疼爱孩子的婆婆还要给我们塞煮熟的鸡蛋。那次，我和小伙伴们不仅在自己村子里拜年讨喜气，还把临近两个村子也走了一遍，回家的时候，不仅红口袋里满是糖果，连衣服兜里都塞满了。母亲看着满满兜兜的糖果，笑着说：“傻孩子，家附近走走就行了，你们还跑外村去，人家都不认识你们。”

然而，现在来串门拜年的几乎没有了。村里人大部分都在外务工，有些人家把留守的老人、孩子也接走了。留在村里的小孩子也不出来拜年了，谁家都不缺糖果吃，孩子们大多守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

可父亲还是像往年一样，在年初一的年饭后，打开大门，站在门口迎客，偶尔有人经过道声新年好，便走了。孩子们偶尔经过，父亲喊住，返回屋里拿糖果时，孩子们却已跑开了，剩下父亲拿着糖果，站在门口失神。

其实，这种尴尬不只父亲才有，每家每户都是如此。

孩子们是这样，我也一样，不再像过去那样去串门拜年。我大多数时间窝在火桶里烤火玩手机，我对过年的期盼似乎也停留在小时候的岁月里。小时候盼过年，除了大年初一可以挨家挨户拜年拿糖果，另一大好处就是有压岁钱可以买鞭炮，五毛钱买500响的鞭炮，一个个拆了和小伙伴们一起放；冲天炮可以绑着虫子，点燃冲向天空炸响；大炮仗裹上泥巴，点燃扔水里炸鱼……

去年回家过年，姐夫开车来车站接我，沿村道进村经过儿时曾经拜年讨糖果的邻近几个村子，田野里伏着野草，视野中的房子不少都空着，他们搬到城里去了，乡间的房屋渐渐残破了。

远在异乡时，我常会在夜里点一支烟，眺望远方，儿时故乡的美好记忆和现实中故乡萧瑟的景象时而纠结重叠，时而对立分明。我明白，我思念的故乡其实封存在儿时的美好记忆和自己的想象中，想家，急匆匆赶回去，家乡的萧瑟却让我又想逃离。不知道，妻子的外婆坚持不搬走，除了舍不得熟悉的环境外，是否也在坚守她心中的家园。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唐朝诗人崔颢在《黄鹤楼》如此感慨；李白一生不少绝唱都是跟思乡有关，可这个诗人似乎从没回到他的出生地西域碎叶。余秋雨在《乡关何处》中对崔颢和李白的心境如此总结：乡愁越浓越不敢回去，即使偶尔回去一下也会很快出走，走在外面又没完没了地思念，结果终于傻傻地问自己家乡究竟在哪里。结果，一生都避着故乡旅行，避一路，想一路。

不知道，我是不是也会在某天回乡的时候，有着“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