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就在我四十不惑，感受到亲情珍贵之时，74岁母亲突然病倒了。

小时候怕母亲，恨母亲，因为她每天三顿只是让我们喝稀饭，还经常严厉地责骂我们，哪怕中午放学回家喝稀饭的那一会，还命令我们去田里劳作。

成人后离开母亲，觉得自由的天地令人欢欣，而从被母亲管束的小天地走出来，真是人生快意。

四十不惑。当我有了切身感受的时候，逐渐对亲情看重起来，就想着要尽可能多地围绕在母亲的老屋前后，一起分享亲情的天伦之乐。然而，母亲已至暮年。尤其是近两年，母亲病倒了，“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恐惧，充斥着我的头脑，“赶快回家，陪陪母亲，能有多久陪多久！”

母亲得了“帕金森综合征”，她如今已经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强悍一辈子的母亲，现在每天就是坐在床边或者躺在床上，阳光好的时候坐在轮椅上推到阳台上一会，或者有在外工作的子女回家时，她坐着轮椅到桌前一起吃饭。陪母亲在床边坐着，她已经言语不清，但是能听懂我们的讲话，也能思考和回答一些问题。每当夜里熟睡后，梦魇中母亲总是不断地喊叫，喊出的大多是从前的村邻和亲友的名字，也有她最喜欢的子女们的乳名。

于是，我经常跟母亲回忆从前。

我们小时候，母亲最盼望的就是每天有米面下锅。母亲娘家的条件比较好，她读了7年书，可以看书看信。但是，嫁入婆家后，因为灾害等因素，我们家几乎都是在贫穷中艰难度日。几个孩子的出生，加重了家庭的负担，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我们对于童年的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饥饿。那时候，母亲最大的愿望是煮饭的时候能有米面下锅，不管是多少。很多时候，她是去田里找一些野菜、槐树花，或者半生的玉米、麦穗，先放进锅里熬粥给我们喝，她经常因为我们的“绝食”而感到沮丧，因为掀开锅后看到稀薄的水汤里滚动的绿叶，孩子们总会忍不住带着哭腔抱怨，并拒绝吃饭。

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凭借父亲的头脑和母亲的勤劳，我们家的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成为全省首批“万斤户”（向国家年出售余粮一万斤以上），继而全力拼搏有望成为“万元户”。不幸的是，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父亲病重后，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全部用于治病，最终，父亲还是病逝了，留下了一堆债务给家里唯一的成年人，母亲。

从此，母亲不仅要实现对父亲的承诺“把孩子们一个个拉扯大”，还要承担着一笔笔还债的任务。很多村邻都说她会改嫁，因为，那时的母亲刚过四十，皮肤白皙。我们几个儿女，也做好了母亲改嫁的心理准备，但是想到要成为“孤儿”，心里还是非常酸楚。母亲没有走，她一直艰难地维持这个家。她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一个女人干男人的活，拼命干，使劲省，就是为了孩子们每周末回家后，能看到家里有个妈妈，能拿到一些零钱和粮食。我们在她的坚持下一直上学，最高学历读到研究生，也算全村较有文化的家庭了。这是母亲后半生的安慰和骄傲。

那时候，母亲养成了抽烟的习惯。她经常一个人在田里干活，累了就看看远方，点一支烟；半夜睡不着的时候，也是推开门，坐在户外看看天上的繁星，点一支烟。从此，她一直抽烟30年。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的发展和勤奋的家风，帮助我们实现了家庭生活的根本改善。我大学毕业后到苏州工作、安家，开始补贴家用，为母亲减轻负担。兄弟姐妹们也逐渐过上了好日子，下一代相继出生，整个家庭兴旺起来。母亲，也在前几年快70岁时，才放下几亩地，算是“享福”起来。其实，也就是她离开老家，到几个儿女家里，照顾孙辈和做饭洗衣。这样过了两年，她实在恋家，于是坚决地回到了故乡的村庄。在那里，她和村邻们打打小麻将，种点菜、养点鸡，为孩子们守住心中的“老家”。就在子女们的家庭稳定，事业有成，开始讨论如何让母亲真正享福的时候，却听到她几次说腿不太有力了，走起路来总是没劲。几次医院的检查，都说母亲没有什么健康问题，常规项目都很好，没有“三高”。这样，一拖下来竟至她的四肢僵硬、起卧困难、走路跌倒，终于有医院给出可怕的病名“帕金森”。

现在，母亲整日卧床。唯有能让她得到安慰的，一是儿孙满堂的欢闹，二是回忆她当年克服苦难，把子女们养育成人的壮举。每有亲友来探视，我都要跟他们回忆、强调一下母亲的操劳一生，这时候，母亲往往也要插话一两句，要么为她当初的选择进行解释——如果她改嫁了，这些孩子就是没娘的孤儿了；要么对她吸烟习惯进行辩护——当年的长夜难熬，没有床头人可以说话。

母亲也会对亲友谈起儿女们的孝行：就在她腿脚还能走的时候，儿女们带着她出游多次，看遍大半个中国，到了天安门广场，看了毛主席纪念堂；她胆颤地乘飞机、好奇地坐火车，感受着子女们“有出息”后带给她的欢乐。然而，子女们做得够吗？对母亲，我们最大的担心还是“子欲孝而亲不在”。

有母亲等待我们的家，是多么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