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与世俗

时下，任性作为网络热词，在社会各个层面发酵蔓延，影响可谓不小。它不仅是时髦，俨然成了一种炒得热的不能再热的与世态度和行为方式。虽说任性率真的一面不无可爱，但它作为个人主观感情色彩浓厚的处事方式，终究属于世俗生活范畴的非理性行为。其价值追求囿于小我之利害，难以上升到神圣的精神层面。所以说，任性亟须社会理性的约束而非倡导。

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而言，在每个人成长的青涩期，出现一些叛逆和任性的非理性行为，本无可厚非。倘若把任性作为人生坐标和价值追求，那种只求一己一时痛快的非理性行为却与社会文明的伦理要求相悖。它不是将人生的价值指向导入神圣，而是强化人的世俗欲望，貌似追求卓越，最终使人坠入平庸。然而，时下却有人把任性作为一种价值评判的尺度，以之诠释历史，臧否人物。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将古代先烈岳飞的精忠报国、谭嗣同的慷慨赴国难，与东晋石崇、王恺比富等量齐观，皆归于任性，实在是有些太不靠谱。这完全模糊了神圣与世俗、正义与邪恶、清廉与贪婪、高尚与虚荣、理性与非理性的是非界限，淡化了底线意识，使人们心中最后的精神坚守和价值追求被解构，失去神圣的理想之光的烛照和遵循，做人的境界不是向形而上的提升而是向形而下的沦落，使人醉心于追求感官享受和物质生活的满足，最终成为甘于世俗乃至恶俗的精神侏儒。

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岳飞、谭嗣同无疑是中国脊梁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魂魄，是国脉所系的仁人志士，是千古不朽的民族英雄。尽管死于非命，可死得其所。他们以身许国，义无反顾，“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前赴后继、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安身立命的理论根据，大道直行的思想支撑。至于肉体贫血、精神苍白、暴殄天物，浪得虚荣，贫穷的只剩下钱财，俨然行尸走肉的石崇、王恺辈，其任性的懦怯，岂能与岳飞、谭嗣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同日而语。

这里需要厘清的不是任性与否的问题，而是信仰的有无决定人格的高下。石崇、王恺之流囤积居奇的贪婪和任性，毫无信仰和精神的支撑，其所张大的是物欲和人的物化。而岳飞、谭嗣同则以其无私无畏、视死如归的殉道精神，诠释和求证了他们追求崇高信仰的精神神圣，而绝非世俗的任性和平庸。因为他们心中有道、有信仰、有理想，胸怀祖国，忧国忧民，舍生取义，行动的目的性和价值指向很明确。他们的勇于担当是清醒的抉择，而非感情冲动理智的任性与盲从。任性作为唯我是从的行为方式，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个人对自己命运无法把握和掌控的情形下的价值错位和无奈选择，与精神神圣相去甚远。相形于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矢志收复国土，以雪靖康之耻的英雄气魄；较之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生命和鲜血去殉道的浩然正气，石崇、王恺辈媚俗的所谓任性，除了假释天真、卖弄虚荣的非理性做派外，在思想和精神层面，则显得是那么的空洞、浅薄、卑琐、萎缩和苍白。

直面当前的社会现实，物质生活的充裕与精神生活的相对穷迫，使人们遭遇空前的生存困境。科技理性、大众文化、商业资本三者合谋绑架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道之不行，信仰注水，使得今天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关怀，发生了由去神圣化向热衷世俗的颓变。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和享受成了人自我实现的标志，人在物化的过程中，信仰的神性被悄然消解。迎合甜俗的社会心理诉求，使得任性成为热词，大昌其道，就不足为怪了。需要指出的是，先烈们为神圣的信仰而献身的壮举，与世俗的任性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范畴，绝不能混为一谈。就像再会飞的鸡毕竟是鸡，纵使处于末路的雄鹰仍然是雄鹰一样，神圣的信仰与世俗的任性，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石崇、王恺辈，暴殄天物以标榜自己的富有，是灵魂出窍、精神空虚的出乖露丑，它永远与崇高和神圣无涉。而岳飞、谭嗣同以天下为己任，回肠荡气的家国情怀，为了信仰、价值、心灵深处的期冀，不惜以身殉道本身就是对世俗的超越，彰显的是崇高和神圣。所谓任性远不能囊括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高贵的心灵。将岳飞、谭嗣同的追求神圣归之任性，如果不是有意玷污和贬损，也是对历史的误读误导，更是对主流价值观风淡云轻的颠覆和心知肚明的混淆视听。

一词之热虽小，然旨归事大。任性不能没有理性的约束，更不能作为人生追求的价值坐标和品评人物的尺度。借任性的泛化，贬损自己的民族英雄，势必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所以在包容世俗的任性时，切记给人们追求神圣留下空间。因为在矛盾交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中，要保持理性，辨别是非，明确前进的方向，离不开信仰和理想神圣之光的照耀引导。这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发展，也决定着民族未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