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机勃勃的语言

几年没有东西的消息，然后他的新作《篡改的命》出版了。20年前，我们在广东结伴而行，当时珠三角的城市之间还有田地可见，记得在东莞的晚上我们去了一家电影院，里面一切都是新的，崭新的墙壁和椅子，还有顶上的灯光，感觉这家电影院刚开始接纳观众，可是地上已经铺了厚厚一层的瓜子壳，像是铺了地毯那么均匀，踩在上面发出一片响声，声音生机勃勃。

读完《篡改的命》，我想寻找一个词汇来说明对其语言的感受，接着发现不是那么容易，说它是生活语言，又有不少书面语言的表述；说它是书面语言，又缺少书面语言的规矩。显然这不是一部语言优美的小说，那些坐在深夜酒吧里高谈阔论间吟诵艾略特或者辛波斯卡诗句的人不会想起这部小说里的某一句话；另一方面，也不能用粗俗这个词汇针对这部小说的语言，中超赛场上两队球迷互骂时基本上不会动用这部小说里的语句。我想寻找一个中性的词汇，想起20年前东莞电影院里满地瓜子壳被踩踏时发出的生机勃勃的声音。生机勃勃，就是这个。

东西选择了生机勃勃的叙述方式之后，欺压和抵抗还有丑恶和美好都以生机勃勃的方式呈现出来，与此同时叙述的不讲究也呈现了出来。如果单纯从叙述来看，《篡改的命》的缺点和优点似乎同样明显，准确说缺点和优点是在同一个点上，如果用橡皮擦掉缺点的话，优点也会一起消失。我想东西写下这些的时候对此无所谓，他只要生机勃勃。

叙述的轴心是一个名叫汪长尺的人，他的命运几乎集中了农村青年的倒霉命运，或者说集中了当今社会无权无钱无关系家庭孩子的挫折人生。

汪长尺承载父亲汪槐的抱负参加高考，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可是超过录取线20分却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有人冒名顶替了他，这一刻开始他走上了被篡改的命运之路。汪长尺在叙述里最初出现时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没被录取并没有真正打击到他，只是让他暂时不敢将这个消息告诉父亲，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此后的人生有多么辛酸。汪槐是一个脾气火暴的父亲，他不能接受儿子分数上线了却没被录取，决定带上儿子去县教育局讨回公道。儿子汪长尺不愿意跟着父亲汪槐去丢人现眼，汪槐骂汪长尺是一枚软蛋，活该被人欺负。汪槐寻求公平正义的方式是盘腿坐在教育局地上抗议，这也是社会底层民众遭受欺压以后仅有的表达方式。其结果可想而知，无人理睬他们，用汪长尺的话说“他们连看我们的兴趣都没了”。坚信人间有正义的汪槐改变了抗议的方式，走上三楼，站到局长办公室外走廊的栏杆上，虽然引起局长副局长还有招生办的关注，但是他摔了下去，从此瘫痪，这个贫困的家庭此后更加窘迫……悲剧只是刚刚开始，接下去一个又一个情节快速转换，随着叙述前行，不同人物逐一登场，社会现实也随之扩大，一幅世态炎凉的壁画在我们眼前展开。

东西不是一个悲伤的人，他是一个快乐的人，《篡改的命》则是一部绝望之作。父亲汪槐母亲刘双菊，建筑工地的工友，汪长尺人生路上同病相怜的这个和那个，几乎都在承受命运的无情践踏。

里面也有希望的片断，一个名叫贺小文的姑娘嫁给了汪长尺。这个姑娘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善良勤快，他们婚后生下一子，有过一段苦中作乐的美好时光，最终汪长尺为了不让儿子汪大志重蹈自己的覆辙，把他送给了一户有钱有权的人家，贺小文也离开了汪长尺。市劳动局一个名叫孟璇的女科长，与小说里其他干部相比，她是仅有的一个有同情心的干部，她真诚帮助汪长尺。贺小文为了感谢她，精心做了一袋粽子，每一粒米都选过，生怕里面含砂子，每个粽子的米都用杯子量过，为了粽子大小一致，煮粽子时又用闹钟定时。如此精心做出来的粽子被汪长尺送给孟璇后，孟璇一再感谢地将粽子放进包里走去，可能是担心卫生问题，孟璇走过一个垃圾桶时，觉得汪长尺已经走远了，就把这袋粽子扔进垃圾桶，汪长尺深受打击……小说里希望的片断总是这样转瞬即逝。

《篡改的命》里的情节转换充满戏剧性，阅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过于戏剧化，我认为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东西在这里努力写出他的人间戏剧。情节转换的戏剧性有时会带来细节上的瑕疵，我认为这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东西用生机勃勃的语言写下了生机勃勃的欺压和生机勃勃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