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河水，赤子情

最早接触到闻一多的名字，是在中学课本上。从《最后的演讲》一文中，我知道他不仅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还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英勇无畏的民主战士，而且是我们湖北浠水的老乡，这让我倍感亲切与自豪。

我读着他的诗《一句话》，感到一种难以抑制、喷薄而出的爱国激情：“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我读着他的《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这满怀愤怒、掷地有声的诗句，是他给当时丑恶的世界甩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这就是闻一多，一个心怀祖国、满腔赤诚的诗人。他说过：“诗人最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他是平民之子，出生于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的一个书香家庭，巍巍大别山给了他伟岸的胸怀，滔滔巴河水给了他澎湃的诗情。

时代赋予闻一多浩荡的心胸，他的履历是这样丰富而蓬勃：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着的《冬夜草儿评论》，发表了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闻体”横空出世，从五年前的“气势恢弘，感情狂放”到现在的“外整内腴，典丽繁富”，他的诗歌实现了质的飞跃……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闻一多，是一个充满朝气和生活热情的学子，有浓烈民族主义情结的诗人。浪漫奔放的气质、内涵深厚的素养，融合成他敏感、热忱、不羁的性格，因此留下很多趣事与佳话。

在留美之前，闻一多在新婚之日，迎亲的花轿快进家门时，竟然仍端坐书房，身穿一袭旧长袍，看书入迷，害得家人忙不迭地向宾客们解释：“他不能看书，一看书就醉。”他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当时很多学生热衷于闹学潮，经常用各种方式发泄对教授的不满，闻一多讲课言语间常夹杂“呵呵”之声，于是有学生写打油诗嘲弄：“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对此，他仍是呵呵一笑。更有甚者，在黑板上画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旁注“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询问同往观画的梁实秋：“哪一个是我？”梁实秋很绅士地答道：“任你选择。”两人同声大笑。他重回清华任教期间，常在讲课前慢条斯理地掏出纸烟匣，打开来，对学生微笑道：“哪位吸？”学生也笑了，然后擦火柴点燃一支，用极舒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确实，如果不是特殊的时代，闻一多或许会成为一个谢安、嵇康式的名士，在奔涌的历史长河中，独得一份清闲与孤傲的风景。

然而，命运使闻一多成为一个风浪中的斗士。1937年，抗战爆发，偌大的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学潮一浪高过一浪。在激荡的风云际会里，一些在清华园和新大陆受过良好训练的知识分子，懂得民主和自由的精义，因而对当时政权极为失望，甚至转为憎恶，闻一多也是其中一员。正是血淋淋的现实迫使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向：从一位大致平静安定的学者，转化为慷慨激昂的民主斗士；从兢兢于研究的“何妨一下楼主人”，转变成视死如归的“追逐幻光的烈士”！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闻一多把热情投向政治，甚至经常发出一些激烈的言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政府趁机迅速控制了昆明，并大肆迫害民主进步人士。1946年7月，政治迫害达到最高潮。7月11日，民主人士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刺杀于回家途中。四天后，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发表了震古慑今的“最后的演讲”，结果在几个小时后被两名宪兵狙击，永远地倒在了血泊里，为自己的人生划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这是多么大无畏的宣言，这是多么坦荡豪迈的精神！

闻一多先生，您是黄冈的赤子，湖北的骄傲，中华的脊梁！悠悠巴河之水，至今仍流淌着您的一腔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