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母亲走了。在这个艰难时世上，母亲坚忍地活过整整一百年，终于拍拍手，义无反顾地走了。

12月8日晚上，妹妹帮母亲沐洗过，我像往常一样拍拍她瘦削的脸颊说，好好睡觉，乖乖的，听话。母亲却睁着眼睛看着我们，好象有很多话要告诉我们。我当然不知道这是母子间最后一次亲情相对，这一阵走马灯似的到处赶场子开会，写论文，太困了。我躺到床上，很快就沉沉入梦。半夜里，妹妹慌张地把我叫醒，说母亲的呼吸有些异常。我一骨碌爬起来，来到母亲床前。母亲侧身而卧，就像昨晚入睡时一样，但本能告诉我，母亲要走了。我跪在母亲床前，轻轻地说，妈妈，你受够了一百年的苦，现在，你就请安详地去西方极乐世界吧，我和妹妹为您送行。眼泪流下来，但我忍住了哭泣，我带上房门，将忍不住悲伤的妹妹们带到客厅里，而让母亲安静地踏上去另一个世界的征程。

母亲走后，很多朋友安慰我说，老太太一百岁了，你要好好的，不要难过。但我没法不难过。这些日子里，当我独处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母亲颠着她半小的解放脚，在客厅里蹒跚来去的身影。我坐在楼上书房里，总能听到母亲在楼下的自言自语。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幻觉，母亲走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她了，再也听不到她在世时我们很是厌烦的翻箱倒柜的声音。对着虚空，我嘴里喃喃，妈妈，你在哪里？你想我们吗？又想起这些年总有朋友羡慕地对我说，多好啊，你六十多岁了居然还有妈妈。我现在才意识到，他们的羡慕是真切的，直到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一个人无论活到多大年纪，只要妈妈还在，他总是幸福的孩子。只是，当母亲健在时，很少有人会体会到这种幸福的真实存在。

母亲祖籍安庆小东门张家，外祖母一生育有两双儿女，母亲是最小的一个。外祖父职业不详，所知道的是，在母亲出生的前一年，外祖父便带着一家从安庆移居江南和悦洲，住四宫殿街。命运多舛，母亲不满周岁，外祖父即离开人世。当时大舅不到九岁，且双目失明，比母亲长二岁的小舅刚落地走路。面对如此绝境，外祖母靠替人缝缝补补，独自抚养着四个儿女。在重男轻女的时代，性格刚强的外祖母将小舅送到一家私塾，六岁的母亲和尚未及笄的大姨先后被送人做了童养媳。

这段历史，直到去年我去屯溪表弟家，才从小舅生前所写的一文自传中略知一二。母亲健康时，曾给我讲过很多老黄家的历史。母亲是讲故事的高手，我一直认为，我的文学才能得益于母亲的遗传。母亲所说的老黄家的历史，很多都被我写进了小说。现在让我后悔不已的是，我一直没向母亲打听她们张家的历史，这是作为儿子的无法原谅的错误，也是我们兄妹们无法弥补的损失。现在，母亲走了，我们再也无法倾听到母亲栩栩如生地讲述那一个个家族的传奇，因此，我也一直无法知道，母亲被送去做童养媳的，究竟是怎样的人家。母亲后来又是怎样在她十七岁那年遇到父亲，终于有了一个有着我们这诸多兄弟姐妹的大家庭。

母亲一生育有十一个儿女，但现在就只剩下我们姐弟妹五个。幼年的我曾亲眼目睹几个姐姐和妹妹相继夭折的场景。我无法想象当母亲每一次失去自己的亲生骨肉时该是怎样的剧痛。直到晚年，母亲想到那些死去的姐姐，仍会禁不住流泪哭泣。母亲一生中的伤痛太多太多了，母亲的泪腺也就是这样一次接一次打开，竟至于关都关不住了。

直到晚年，母亲才过上相对安静的日子。而在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度日。尤其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遭受“反右”的迫害，整个家庭由此跌入深渊。自1958年父亲失去自由，到第二年春天回到镇上，期间母亲带着我与大妹前往一个个建筑工地，靠替人洗衣及砸石子维持生活，一边照顾尚未成年却出门做工的大哥。那一次，我们从顺安前往大哥工作的狮子山，因摸不清时间，我们半夜里出发，母亲挑着行李，母子三人在漆黑的山路上跌跌撞撞。寒风呼啸，野鸟哭号，我和妹妹都吓得大哭。母亲牵着妹妹，搂着我，不停地说，我儿不哭，我儿不怕啊。天渐渐亮了，听到山那边大哥喊母亲的声音，母亲也喊着大哥的名字，在那荒郊野外，母子四人终于搂在一起相互痛哭。

如果给母亲填一份履历表，职业一栏当然是“家庭妇女”。而她一生中所做的工作不可谓不繁杂。年轻时，父亲在和悦洲谋生，家里的两三亩田地便是母亲带着大姐在做。成立互助组，母亲担任互助组组长。五十年代初，母亲在和悦洲加工厂加工鸭子，因她眼快手快，做了领工，大家便叫她“鸭组长”。我常想，如果母亲进过学堂，以她的才能，一定会成为一个作家，如果母亲有一份职业，她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六十年代中期，母亲贩过西瓜，卖过小菜。不知道母亲究竟赚了多少钱，我所高兴的是，每次母亲回来，总能带回一二个西瓜给我们解馋。有一次，我打摆子高烧不退，又无钱买药，便吃了母亲捧回来的一颗西瓜，烧立即就退了。直到今天，看到感冒发烧的人，我便告诉他，不必吃药，也不必吊水，吃一颗西瓜就能了事。

今年五月，为了给母亲出一本百年纪念册，我翻遍了家里的相册，发现母亲不多的照片中，几乎每一幅都是抱着或牵着孩子。那是我们的孩子，母亲的孙子或重孙子。除了子子孙孙，在困难时期，母亲还替人家带过十来个孩子，这样算来，经母亲带大的孩子总有三四十吧。每当在电视中看到澳州袋鼠在草原上奔跑的镜头，我总会想到母亲。就像袋鼠，母亲在险恶的社会荒野里奔跑着，寻找着生活，一边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乳袋中的孩子们。

最近两年，母亲大脑萎缩，目睹母亲像乖乖女一样坐在那里，有时一天都不挪窝，这时候，我们多希望母亲能像年轻时一样风风火火地带着我们去上大山砍柴，打毛栗，能像从前一样抱着我们的孩子哼一曲绵绵的童谣。有时候，我坐在母亲对面，看着母亲在打着瞌睡，幻觉中我们又回到共和街64号那座糊满旧报纸的小楼上，一家人围坐在火桶里，听母亲大声地讲述着老黄家的一个个传奇，讲我们小时候一件件趣事。夜深了，在那间四面透风的小楼里，冬天的寒风发出阵阵尖锐的啸叫，打火更的小友子敲着竹梆，一边喊着：“小心火烛，火烛小心，水缸挑满，灶门口扫清……”那一个个温暖的记忆曾无数次地撩拨着我渐近晚年的心扉，让我一次次感叹时光的流逝。

现在，母亲走了，连同共和街64号的那栋小楼也一并老了。母亲，你去了哪里？你还会回来看看我们吗？每次母亲与我们怄气时总是威胁我们说，我走了，我去和悦洲了。现在，母亲真的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知道，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人摸着我的手说：“这么冷的天，也不戴个帽子……”，“头毛老长了，也去理理嘛……”，“你不要熬夜，你看你头毛都白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