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记忆

据说小时候最初的记忆会影响一个人终生对世事人生看法的基调。我最初的记忆是以一副宽厚的脊背为核心的。那相关的情景是温暖的还是阴冷的呢？

那是我三、四岁的时候，家里除了种地，还开着个杂货铺，主要是贩卖铁货（锅、水桶、铁锨、锄头之类）和窑货（缸、盆、碗、碟之类）。平时上门买货的顾客很少，全靠赶会卖货。这一天要到唐楼赶会，父亲和大哥早早地吃了饭，就驾着头天晚上捆扎好的、满载着铁器和窑货的手推车，上路了。我一定要跟着去。唐楼在哪里，多远，我不知道。只知道“会”上很热闹，有一次大人带我和同岁的侄儿到邻村朱楼赶会，让我们看到了那么多新鲜的光景，还给我们买了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真香呀，比家里只有过年才吃的馒头还好吃。可惜那次是我和侄儿分着吃的，两个人都没有吃够。这次可好了，侄儿到姥姥家去了，我自己跟着去赶会，烧饼、油条可都是我的独份儿了。因此早饭时我故意留着肚子，早早地就围着手推车转来转去。可是父亲和大哥不容商量地拒绝了，母亲也不让我去。他们说：唐楼不是朱楼，朱楼离家只有二里，唐楼可有十来里远呢。车子已经装满了货物，不可能再腾出装载我的位置。我说：我不坐车，自己走。他们说：十来里路，你怎么走得动？就这样，母亲揽住我，手推车吱吱扭扭地出发了。我岂肯善罢甘休呢？趁着母亲忙于喂羊的功夫，我跑去追赶。我跑到村后，还能看到父亲拉着、大哥推着的手推车的影子，听到手推车发出的吱吱扭扭的声音。我拼命赶呀赶呀，自以为跑得够快了，不料手推车越来越远。我急哭了，哭声夸张地越来越大。可是他们竟连头也不回。我不知道那手推车的吱吱扭扭的声音把我的哭声掩盖了，他们根本听不到。我一直追到三里外的魏宅子村。手推车已经望不见影子了，我也跑不动了，痛哭变成了伤心的抽嗒。怎么能不伤心呢？向往多日的好事儿变成了这样的场面，还有比这更倒霉的吗？

这时村里走出来一个光脊梁的人，他扛着一把锄头正要下地干活，看到我在抽嗒，就问我为什么哭，我说要去唐楼赶会，大人不带我去。他问我住在哪个庄？姓啥？我说住丁湾，姓鲁（我还不会发“吕”的声音）。他觉得纳闷：丁湾没有姓鲁的呀。又问我：住在丁湾的东头还是西头？我说“东头”。他笑了：不是姓鲁，是姓吕，你是杂货店家的孩子呀，我送你回去吧。他把锄头交给旁边的一个孩子，让我趴在他的后背上，就迈开大步。我只觉得摇摇晃晃，摇摇晃晃，一会儿就睡熟了。醒来时已经到家，母亲和姐姐正在因为找不到我着急呢。好心的“光脊梁”连我家的一口水也没喝就走了。

父亲和大哥赶会回来，当然给我捎回了烧饼、油条，但那具体情景我没有印象，只记得第二天大哥专门到魏宅子登门道谢。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知道了“光脊梁”的更多的故事：他叫王宪荣，早已是地下党员，他家就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他和母亲、继父是我们这一带着名的传奇人物，这传奇和另一个更加传奇性的人物“一汪水”有关。“一汪水”是梆子剧团里很红的男旦角色，唱、做、武打功夫都好。几年前的中秋节，朱楼庙会上，梆子剧团上演《游龙戏凤》，“一汪水”扮演女主角李凤姐，在台上向微服出游的皇帝作揖时，腰里的盒子枪掉到了戏台上，他立即敏捷地随手捡起，但还是被许多人看到，引起轰动。他匆匆卸妆后就逃离而去。由此大家知道“一汪水”原来是地下革命党。据说他曾认王宪荣的母亲做干娘，经常在他家出没。后来，“一汪水”又改名换姓，来到这一带开展活动。有一天夜里就住在王宪荣家，被人告密，徐州保安团的骑兵连夜把魏宅子围住，挨家挨户地盘问搜查。王母把他藏在灶前的一大堆柴草里。全家合演了一套连环计，巧妙地应付了前来搜查的官兵，使“一汪水”平安脱险。

就在我这次赶会事件的第二年，日本鬼子占领了沛县城，抗日烈火遍地燃烧。在王宪荣的发动、组织下，我的故乡丁湾村成立了抗日自卫队，我大哥成了队长，后来又入了党，他这个庄稼汉开辟了另一种人生。

解放后，“一汪水”成了某舰队的司令员，曾经给他的干爹、干妈寄来过皮袄。文革中含冤而死。王宪荣在解放前就因病去世了。他的宽厚的脊背成了我最早的、反复温习的记忆。我由此体会到：幸福和欢乐也许转眼会化为泡影，不过绝望中也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