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诗人

诗人早就死了，死了很多年。我不知道他在死之前有没有“从天空看到深渊”（鲁迅），我只知道，在他死之前，一直把一台录音机放在枕边，录下他想说的话，他要告诉世人的秘密。他曾经一阵清醒，一阵昏迷，身边没有一个人。冬天，窗外的寒风吹进屋子，他瑟缩地裹在一床薄被里，身材瘦小得几乎看不出被子的隆起。他患了肠癌，做过手术，却仍没有抵过最后的疼痛，他的疼痛像他的诉说一样断断续续。他用一只手拼命抵住肚子，用另一手使尽全力向来访者示意那台录音机的存在——那是他最后的指望了。可是没有人去按下那个破旧录音机的键。他已经不能再说话，呻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惟一动静。他要让录音机代言，发表最后的演说，揭破事情的真相。但得到的只是劝慰——没人再愿听他唠叨，他的苦只属于他自己。

他一生结过三次婚，却没留下半个儿女。他一生只出版过一本诗集，用的却是一个港号。他生前结交过许多朋友，死后多年竟无人提起。他对死后的事情寄予很大的希望，以为他的诗和声音是洪钟大吕，却不会想到，他惟一的文字早已经化作了垃圾。

他被人遗忘，销声匿迹。无人知道他的坟墓在何处，无人追究他的故居在哪里。他消失了，他没想到，他的消失是永远的。

他住院的时候，我曾经守过一夜。每每被他的呻吟惊醒，他总说：你休息吧，我不碍事儿。他曾经做过我们年轻人的老师。他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那时候，只要他答应的我们文学社的活动，从不迟到，无论多远，也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他总是抽着一柄巨大的烟斗，一边不停地点火，一边在吞云吐雾中与我们讨论诗歌。他不知疲倦，声调铿锵，滔滔不绝，总愿意拿他的诗做范例，告诉我们现代诗的写法。因此，我们或多或少曾受过他的影响。我们把他当作忘年交，当作老朋友，主要是因为，他会发出天真的、孩子般的笑。那笑声在破旧的小屋里缭绕，将冷冷的夜晚化作了暖洋洋的春天……还有他紧紧握着的乌亮的烟斗，大概也曾温暖过他无数孤独清冷的夜。

我们信奉诗人，甚至对他充满了崇拜。我们知道他是五十年代某名牌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上学时便有诗名。也是那个所谓诗名，让他很快被打成右派，流放边地，守望荒凉。据说，他死里逃生，却不思悔改，仍旧写他的诗歌，终于被发现，那上厕所用的草纸上的斑斑字迹被人一把火烧成了灰烬。但诗歌的余火仍旧在他心中燃烧。“我是中国最早的意象派诗人。”他告诉我。在他那本薄薄的白皮黑字、朴实得近乎简陋的诗集里，我果然发现了几首根据回忆写下的诗，标明的年代很久远，也颇有几分意象派的味道。于是，我们夸赞他，装作不懂地询问他。他竟十分地得意，点着烟斗，猛抽几口，望着天花板外的虚空出神。他的表情非常复杂，只有间或的微笑可以让我形容得出。

然而，无论诗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得如何快乐、单纯，我总感觉他黑色的衣服和单薄的躯体里透出一股逼人的寒气。我说不清。但正是这种寒气最终要了他的命。听别人讲，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容不得别人一丝缺点。他总要与人横眉冷对、剑拔弩张。他像修改自己的诗歌一样修改别人，结果，生命的笔最终被折断，而且这笔是折断在他自己手里，怨不得谁。直到最后他还是不服输，也不向自己的命运低头。

我曾经在他病后送给他一本道家的书，主要是讲清静无为、修炼身心，也许会对修正他的性格有所裨益。他认真读了，但读后摇摇头，说：“要是早些年读也许会好一些，现在，晚了。”他的感慨让我想起孔子晚年读《周易》，“韦编三绝”，他老人家似乎也有类似喟叹。是的，人生总会遇上 “如果能早一些会如何”之类的喟叹的，圣人尚且如此，我又怎能责怪一个垂死的人呢？

诗人死了。他并没有“从天空看到深渊”。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要除去人类、至少是自己身边的所有丑恶，却不料在很多人眼里，他本身就成了一种“恶”；甚至连最好的朋友也不再理会他。人死了，朋友谅解了他，为他送葬，但都知道，他紧闭的眼睛后面的灵魂已经对谁都不肯原谅。他用了一生也没弄明白，我们这个五谷杂粮运化的身体既洁净，又污脏。

在这个城市，死去的诗人越来越多，而活着的诗人越来越少。世界在一天天进步，诗歌也在一天天衰老。我怀疑，早晚有一天，这个世界不再会有绿色的树、蔚蓝的湖；不再会有翱翔的鸟，舒卷的云；不再会有忘我的朗读声，也不再会有发现诗意的、最最明亮且充满善意的眼睛……

我希望，诗人的烟斗还留在人间，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安静地等着他，等待再次被点亮的时刻，随即，一颗美丽的诗歌的心灵再次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