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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书斋

作者: 邱树彬2018/01/22现代散文

下书斋,是港西乡文化及教育的发源地,老辈人认为,它始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土生土长港西人,如果不知道下书斋,那可能是九零后。

港西,自宋末元初,已有佘、邱二姓氏在此定居。至下书斋开始办学,中间有六百多年,历经多个朝代,港西的文化教育,却几乎一片空白,似乎没有出过秀才、举人,更不用说进士了。

清末及民国初期,要正规上学必须到三饶琴峰书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仅要有足够经济支持,而且必须天资聪颖才能入读。乡里究竟有几人去琴峰书院读书?只有邱创蟹一人时常被提起。

下书斋原来只叫书斋,是一座独立庭院,单层砖木,瓦檐结构,内有三大一小四间房连一大天井。据老辈人回忆,书斋建成后曾命名“观澜学校”,一段时间后,因没有教师愿意留下来长期执教而停办。后来,族长不辞劳苦、涉水渡舟、翻山越岭到县城恳请邱氏宗亲帮忙物色教师,书斋终于迎来了来自三饶里秀楼的邱鼎元先生。据说老先生教学非常认真负责,深受欢迎。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书斋读书,学生多了,鼎元先生又邀请三饶宗亲邱捷先生共同任教,直至新中国成立。解放后,乡里教师由县政府安排,有余锡彭、余侯良、巫坚定、施汉城、吴时得等多位老师。学生多了,班级也多,书斋容纳不下,便将大祠堂(邱氏宗祠)也改为教室,人称“顶书斋”。书斋就被更名为“下书斋”,一直保留下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多位高级知识分子来乡里任教,当中有张志刚、余应强、詹泰然、余德佑、杨耀浩等。他们有的是被错划为“右派”才来港西,这些人学识渊博,学富五车,可以说,他们的不幸,却是港西乡教育的万幸。他们被分配这里后,并不消极颓废,而是积极向上与本地的老师齐心协力,因材施教,将他们渊博的知识无私传授给学子。当时还办夜校,利用农闲为村民扫盲。正是有他们的共同努力,奠下坚实的教学基础,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才能在八十年起收获了硕大的教育成果。涌现了乡史上一个又一个的第一:第一个大学生,第一硕士,第一博士,第一个留学生……

后来建了新学校,面积较大,有独立围墙,有操场,教室宽敞明亮,通风透气,条件与下书斋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因为我没有在新学校念过书,因此对其感情远不如破旧的下书斋。

没读过一天书,只懂讨海的爷爷,离海上岸后,不甘愿待在家里养老,于是便在下书斋门口摆零食摊。由于销售对象主要是学生,课间忙碌一阵后就闲下来。上课铃响后,爷爷带着我,拿小凳子摆在教室门口轻轻地坐下,默不作声地听老师讲课。我们一老一少,可以算是下书斋的编外旁听生,爷爷拿出铅笔,一笔一画在香烟壳上学写字。

如今,每当我路过下书斋,浮现在眼前的,除了爷爷和他的零食摊外,杨老师那笑容可亲、慈祥和蔼的容貌也若隐若现。

历史也给杨老师开了个政治玩笑,阴差阳错却成为上苍送给港西的大礼。杨老师知识渊博,学贯古今,擅诗词,精书画,工对联,熟礼乐,懂灯谜,识方剂……

新学校建成后,下书斋一部分用来办村幼儿园,一部分给杨老师居住。下书斋虽然简陋,但杨老师家却日日高朋满座,或是与杨老师商议工作,或是向他请教知识,或是索求墨宝,开方剂更不在话下。无论谁来,杨老师都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常常当来访者都走光,已是黄昏,这时,他才去菜园浇菜,带月荷锄归,老师种菜并不是与陶渊明一样体验园田生活,而是为了补贴家用。他除微薄工资外,其他一切所忙,没有一文钱收入。

今天走过下书斋,所看到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老巷道旁个别危房已拆掉,只剩断壁;宫前的古榕历经数百年,依然茂盛浓郁;宫旁的破牛棚废厕池已变成简易健身广场;原村前的田园已成为住宅区,新楼房鳞次栉比;碾米厂和录像厅的原址上几栋楼房正同在施工。走了一圈,回到下埕,站在残垣断壁的三房厅前,有股说不出的滋味,有点苦涩,有点辛辣。

忆昔思今,感慨万千,家乡紧跟时代步伐,变化日新月异,村民居住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家乡一直在发展,在进步,下书斋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起作用不容否认,其历史地位不能抹煞。

我将永远记住下书斋,怀念下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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