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又清明
年年清明，今又清明。我的清明满是忧思，那些关于二姐的记忆，让我心痛得无法安生。也许写一点文字就能慰藉惆怅的自己，也许片刻回忆就能感恩二姐对我们这个家庭太多的付出。是否如此，我真不知！或许天上的二姐能感知小弟对她的感激之情，不然，二姐又为何常常入我梦中，今又为何与我在笔下对视？
二姐幼时就曾差点死过一次，娘说，在她几岁时，有一次昏倒在灶台旁人事不省。娘那时年轻，慌乱之中只知道痛哭，哭声引来好心邻居，邻居闻了闻鼻息说，二姐只是饿晕了。娘借了一把米熬成稀粥将她救活过来，然后赶紧徒步走了几十里路，东问西找到姑奶奶家借了几斤碎米回来，一家人顿顿熬菜粥糊喝艰难度日。那时的家有年轻的父亲、母亲，年幼的大姐、二姐和哥哥，还有一个家是守寡的奶奶与一生未曾结婚有些弱智的叔父相依为命，因为贫穷，可怜的一家人不得不分成两个家来过。也因为无辜戴上“地主”的帽子，被扫地出屋。这两个所谓的“黑五类”份子家庭，都遭受着批斗、饥寒、歧视的多重煎熬，总是盼不到天明。这些事娘不知在我面前提过多少次，每说一次都像针刺一样灼伤我的心。但我愿意听，而且经常把这些家史讲给女儿听，让她知道爷爷奶奶怎样把与命运抗争的基因传给了姑妈们、大伯和我，她又该如何继承？
二姐的坚韧在我对人世有了认知后体会更深。我清楚地记得走合作社时，她和几个小伙伴是怎样趁着浓浓夜色偷偷跑到邻村扛回一大捆稻谷，然后紧锁大门，悄悄用菜刀把谷子刮得干干净净。那该要穿过多少串零星的鬼火，躲过多少双警惕的眼睛，还有多少阵犬吠声，一个所谓的地主后代，也许还要承受难以预测的批斗压力。但生活总得继续，大姐的本分老实只能让二姐挑起这份重担，她别无选择！我还清楚地记得走单干时，有一天她是怎样面对村长一家人欺负我父亲时怒目圆睁，将冲担（挑稻谷的工具）插在稻田中央，大喝一声“有种的冲我来，今天老子和你们拼了”，村长一家人懵了，围观的村里人折服了，这个姑娘就像是一个不怕死的儿子！我已记不清家庭的地主身份和极端贫困给一家人带来了多少不幸，那是一个我们无法选择的时代，就像我们无法选择这个家庭。一个几代单传的家庭，一个被地主的帽子重压了几十年的家庭，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后来，我舍不得的二姐嫁了，嫁到邻村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姐夫靠种田和打渔为生，生活过得紧巴。即使如此，二姐每次上早市卖鱼回来，总要绕回家从破窗户丢进一两条鱼让我们打打牙祭。每到农忙季节，她都要忙完自己的责任田后跑回来帮助父亲和娘干农活。虽然嫁了，心却仍然留在了家，她还想为我们挡风遮雨，尽一份做女儿、当姐姐的责任！这种宁静很快就被打破了。在一次去大姐家拜年的途中，二姐从自行车后面摔了下来，七窍出血，幸亏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命。死神虽然再一次与二姐擦肩而过，但留给她的是无情病痛折磨。她既要拖着尚未痊愈的身躯抚养两个孩子，操持家务，又要辛勤耕耘几亩责任田，不久还和父亲娘一道在离家几十里远的地方承包了二十多亩地。对农民来讲，土地才是唯一的依托，种好庄稼才能收获希望！但土地对农民的摧残无法形容，一点微薄的收入就能拖垮一个农民结实的身体。何况患病的二姐？二姐在来回奔波中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形如枯槁。我必须承认，父母和二姐在外承包土地的那些日子，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人生的低潮期和叛逆期，我以一分之差落选重点高中，只能无奈选择普通高中，刚入校门的一两年，我和地方一帮小青年整日混在一起。当这一切被老师告发到父亲时，父亲怒不可遏，把我的高中课本全部丢进了承包地旁的小河里。我是家里唯一的希望，但我竟然以自甘堕落和美丽谎言让父母的心血付之东流！幸亏二姐跳进河里把书本捞了起来，一本一本在太阳底下晾干，一次次安慰我劝导我激励我。这件事是我人生的一次真正转折点，我曾为之写过一首诗，也写过一篇散文，因为它让一个“问题少年”幡然悔悟，并由此改变，在混沌中终于开化，学会了感恩和奋发！
但我还是高考落榜了，我选择了军营。农民的孩子，只有考大学和当兵两条路，大学梦碎了，当兵只能是唯一选择。至今我还留着1990年12月当兵离家时的合影，二姐黯黯地站在第二排中间，眼神低垂，穿一件难得一见的灰白色西装，头发有些蓬乱。不知她在想什么，或许是在想再也见不到她的小弟了，或许是在为明天的生活发愁！父亲、娘和三个姐姐一路哭着和一些亲朋好友送我到乡武装部，当我登上运兵车前的那一刻，二姐从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一张皱皱的一百元钞票。我不忍心接，但她还是死死地塞进了我的荷包。“运，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家里紧点不要紧，你在部队要用。”近乎哀求的低低的声音让我无法拒绝。我知道，二姐已经习惯了承担家庭的责任，如果不接，她将会懊悔很长一段时间，我怎能忍心？
最后一次见到二姐是在1996年春节，军校放寒假。二姐那时总是说头疼，头疼厉害了就吃一点止疼药躺在床上，也不能长久地站着或坐着，隔一会就要来回走动。即便如此，她还是隔三差五地过来看我。到她家拜年时，她满满地给我盛了一碗鸡肉粉，还硬逼我喝了一碗莲藕汤。在我即将返校的前一天，二姐来看我，我就和她聊部队和军校里的事情，她露出了少有的微笑。回家时我送她，她坚决不让我送，还说“你这个苕（傻）姐姐给你丢脸了”。我安慰她：“你哪里苕？二姐如果苕，弟弟怎么会这么聪明？你只是身体不太好，心里想开一点就好了。”我一边宽慰她，坚持把她送到她们村子附近的坝子上。分手时，我站在坝子上，看着二姐一步一回头渐渐离去，心如刀绞，泪如雨下！我知道这都是因为贫穷带来的折磨。二姐去过精神病院，稍好一点就因为无钱医治只能开药回家。这些年她过得太艰难，忍受过太多歧视。她回望我的眼神一生一世都将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十多年来也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有时是一种责问，有时又是一种期盼，我能读懂，但我又能为她做些什么？
那一年五月，我接到哥哥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件事，你要有心里准备，二姐出事了。”哥在电话另一端可能也不知说些什么，只是悲戚地嗫嚅，然后就是长时间沉默。这一天迟早要来临，但我不知会为何来得这么快。“你不说我也知道，二姐走了。”泪水从我的眼里夺眶而出，我痛苦啊，竟然没有送二姐最后一程！后来我才知道，是家里人怕影响我学习，所以故意晚一个月才告诉我这个消息。其实这何尝不也是二姐的夙愿？从小到大，她就在我耳旁灌输“一家人都看你了，你要好好学习，争一口气”云云，这些话成为我一直努力有所作为的动力。应该说，我是一名彻底的无神论者，但那时我宁愿相信有上帝或菩萨存在，相信他们曾一次次留二姐于人世，但这一次实在不忍心看到二姐过得太苦，终于要接二姐走了。那一段时间，西安的天空灰蒙蒙的，弥漫着一股压抑和焦灼的氛围。我也总是觉得心神不宁，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二姐自己选在清明前两日用一根绳子了结了她的生命。作出这种选择，需要何等的勇气！她太累了太苦了太无助了，生命已经无法承受之重，在天国她兴许能轻松的劳作、遇到面带友善的微笑、和我们的奶奶促膝谈心……而如今我只能面对合影照对她喃喃自语，在梦中向她叙说在外品到的酸甜苦辣，二姐真是解脱了，但对她的愧谁能给我解答？
去年春节回家，我特意去了二姐坟地，好不容易才找到她。二姐偏安一隅，一抔小土，一座矮碑，与她的秉性几位相似：总是与世无争，却又有几分清醒的执着。微风徐来，香火袅袅，生命定格在33岁的二姐，一定是认出了小弟，叹我一晃就人过了四十，再也不用像个小跟屁虫似的跟着她讨要好东西吃……
长歌当哭，情何以堪！这个清明，我哭疼我的二姐，问她在天堂可好？问她是否还惦记着时时想她的小弟？这个清明，我要把这篇文章烧给二姐，读给她听，让她安抚我孤苦无依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