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风万里送秋雁
近来读书常常分心，不得凝神，时常想起一些人、一些事，就有一些感动悄然而至，挥之不去。
有这样一个问题，长时间里一直想不明白，我熟悉的一些文友，他们曾经是我的同事、领导或兄长，也是我的良师益友，都早早而去了。如《三国演义》那首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王坚、杜宜民、陈伯和、韩森林、郭业青……都被时光的浪花“淘”去了。天妒英才，英年早逝，这是一种无奈的解释。老天为什么单单嫉妒英才？英年早逝的为什么是他们？
突然有一天我想清楚了，他们驾鹤而去是去享福了。人间的事儿太烦、太累、太苦，我说的这几个故去的朋友，曾经都是“工作狂”，为了新闻、文化事业，鞠躬尽瘁。他们走了就不烦了、不累了、不苦了，像人们常常说的那句话，“解脱了”。
先说宜民兄吧，他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1984年10月，我刚到报社时，他是我的领导、《邢台晨报》政文科科长，鼎鼎有名的小说家，他出版的书、发表的文章摞起来，着作等身。我见过他家里那把创作用的座椅，都让他坐得不成个样子了，坐破了。他曾经对我讲过这样一个细节：上班前，在炉子里压上煤球，一把水壶坐上去，然后骑一辆旧自行车去上班。下班后买上两毛钱的肉回到家，水壶的水就开了，火炉的热度也上来了，然后煮上面条儿，炸酱面，这就是他的生活节奏，时间在他的生活里就是这样一副急匆匆而又简单明了的模样。
“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是很久之后一个春晚唱红了的一首歌，歌词里唱的都是现代生活和情趣的节拍，爹娘儿女、柴米酱醋，貌似奉献精神而又潜伏着怨词的自我抒情。而在早先的那些岁月里，我提到的这几个报人、文化人，他们的时间好像都钟情给了他们的报纸，还有他们挚爱的文学。这些人，八小时之外，睡觉时间无疑要比别人少得多。据我所知，杜宜民的小说从《古刹拳魂》到后来的巅峰之作《清风楼》，佳作迭出，他写得多，更写得快，每天两千字，坚持不懈，哪还有那么多卿卿我我？哪还有时间去多想爹娘儿女、柴米酱醋的个人生活呢？天亮了去上班，天黑了就写作，睡觉少那是肯定的、必然的，但没有见过他由此对生活一点埋怨，反倒是每天其乐融融。这让我想起了作家萧红的一句话：生前何须久睡，死后自会长眠。是啊，杜先生是去睡觉了，且睡得心安理得、一觉不醒。
我是宜民兄一手带出来的。那时候我刚刚到报社，对他的印象：高挑个，蓝色中山装、鸭舌帽，胸前别着两只钢笔，一口纯正的老邢台话，既流利又有韵味，谈吐严肃，却又和蔼可亲，像个大哥哥。他给我们科里的人开会：“咱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你们都年轻啊，努力干，打好基础……特别是小杨子，岁数最小，还中文科班出身。”他那时多叫我小杨子或小军会，“你写个‘红绿灯下’的小通讯吧。”这是第一次他给我派遣任务。“啥叫通讯，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也就是讲故事吧？”他说对，通讯就是真实的故事，是用新闻语言把真实故事写出来。然后他又说：“啥叫采访，知道吗？采访就是聊天，要聊出有新意的故事来。”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从此，与人“聊天”，伏案写作……循环往复，我的记者生涯就这样启程了。做新闻最密集的时候，市里开“两会”前，我一天就写了八篇新闻稿，而在成就感中却一点没有觉得累。大约，这便是爱上新闻工作了？我曾经采访一位企业的省劳模，约几次未果，对方总是忙，终于有一天我和他见了面，寒暄、握手。这一握让我握得吃惊。“当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与我握手时，我的感觉是惊讶的，怎么用来与人握手的右手偏偏缺了四个手指？”最真实的感受，最直接的新闻导语。“聊出有新意的故事来”，杜宜民说过的。我从这位劳模的四个断指聊到了他二十年前的一次工伤，从他的“有限的现实和无限的想象”一句话聊到了他所思考的科研方向和创新思想。题目有了，新闻眼也有了，很久之后证实了这位劳模的思考是对的，我所发现的新闻是有价值的。
毫无疑问，作为一位写小说的作家，从事新闻工作必然是游刃有余，譬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这其中，文学和新闻的模样就像两个双胞胎姊妹，谁能说得清哪个更美？杜宜民是写小说的，他的报告文学写得也很不错，譬如96抗洪抢险的力作《他已化做山脉》，大手笔，感人至深。重要的是，与他同事过的编辑记者们到后来都事业有成，近朱者赤的效应持续发酵，他们的事业有成多多少少都得力于那时在晨报副刊的“修行”，而杜宜民则是其“掌门人”。
师傅带进门，修行靠个人。无疑，我从一个年轻编辑记者到如今一个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就得力于当时领导和同事们的言传身教。王坚，当时的晨报副总编，名牌大学高才生，文学和文化造诣厚重，这位儒雅的人，有的时候也稍微幽默一下，他用“爱不释手”这个词解释工作精神：什么叫爱不释手？爱不释手就如同“爱不‘解’手”，也就是连上厕所的功夫也没有……当时我负责副刊的组版划版工作，用的就是“王氏划版法”，从存稿柜里一一取出各位编辑编好的稿件，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给它们排好队，然后把它们“定位”在版纸上，还得准确、美观、一丝不苟。这就像做菜一样，取过各色食材，烹出一锅奇香。这样的手工划版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微机操作出现。
或因写过武侠小说的缘故，杜宜民的气质里涨满了“情义”态，他交朋友广，且多交“高手”，顺其自然也就带进了工作里。“做编辑记者，不能眼睛只看见内部，还要与外面的作者交朋友，这样才能有自己的根据地。”我耳闻目睹，凡来编辑部找他的作者，他都是和蔼地与他们攀谈，一点没架子。所以他的朋友多，特别是有才气、有水平的朋友多。潜移默化间，我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交上了一批年轻的文学青年，算起来足足三十多个，大家在一起举办八小时之外读书会，每周六在一起做“沙龙”、聊文学、侃创作，甚至谁家打煤球了，大家也一哄而上帮着打。这也算是杜先生说的“根据地”了吧。那时候的生活是慢生活，却趣味浓浓、真情浓浓，青春生活因朋友而美丽、因文学而有了足够的意义。
该说陈伯和了。三十三年前，杜宜民和他，一正一副两个科长，他们还是好朋友，其情义天衣无缝。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那时候的集体，或老或少、或男或女，彼此间从没有拌过嘴、红过脸，就算是一种风气吧，这是否又和我们的“领头羊”有关呢？陈伯和随和，与他相处，有一种冬日篝火、夏日清风一样的感觉。其特长，报告文学写得棒，至少在当时报告文学作家中是出类拔萃。陈伯和胖胖的面颊上总带着和蔼的笑容，他抽烟抽得厉害，抽烟的姿势别具一格，夹一支烟，五个手指都捂到嘴上，深深地吸，大口地吐。让他审稿、改稿，他更是不假思索，利索地在稿子上划这划那，几笔下来，稿子改好了。让人不能不佩服，心想，这老兄好似天生就是看稿子、改稿子的高手。遇事和同事们喝酒小聚，他总是端起大杯子对人说：“你随意，我喝干！”啥叫人格魅力？人格魅力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人身上抖搂出来的细节。大开大合、大气大度，这就是陈伯和的生活姿态。和他一起去市委采访，门岗询问，他便掏出记者证：“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是哪报记者？人家门岗知道吗？没办法，陈伯和脑子里装得满满的都是他的报纸，每天新闻稿件上署名的这个“本报记者”术语，已经成为他的“意识流”了。
有大才者，大都性情之人、很有意思之人。其言谈举止不能简单用长与短、对与错而论，他们常常活出了十足的任性，心无旁骛。逝去了，走远了，他们还犹如近在咫尺，还似路灯下的影子越拉越长……杜宜民生前是肝病，几经住院治疗，但一旦和朋友们相聚依然抽烟喝酒。一般人对此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是啊，为什么呢？当他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的末尾划上一个句号，坐在椅子上沉静良久，然后把手里的笔“啪”地一声掰成了两截，道一声：“罢了，罢了！从此封笔。”
苦乐年华。
韩森林，后来的副刊编辑，体态五大三粗，心态柔情似水。他更不容易，从基层企业走出来，一步步做成了诗人、当上了编辑。讲义气，水泊梁山可以找到他的影子；讲激情，其作品充满着飞扬的思想。至今有不少作者依然想起他：“我的第一篇见报作品就是韩老师编发的。”他写诗、写散文，也写新闻稿件，不能说篇篇精品，但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对文字的执着。
还有那个叫郭业青的好友，小说作家，也是我的同行，和他一同去广宗县，采访一位勇救落水儿童而牺牲的青年的事迹，他采访的方式可谓特殊，受访者说到动情处，他硬是让人家再到现场，还原事情经过的场面，几天下来，留下写满了密密匝匝的几个采访本。之后，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那篇报告文学《永恒的青春》，就是我和他合作的作品。有这样一个场面，把他的个性推到了极致，我们在一起修改写好的初稿，他读到动情处，突然哽咽，泪流满面，读不下去了……啥叫激情，啥叫执着，啥叫忘我？这就是了。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话说得稍有点狠。但细细想想，忘记了昨天，还有今天吗？至少，到了明天，“今天”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个逻辑，对人对事都一视同仁。把别人的长处拿来，自己就长了。人生的哲理总是很普通，记得别人的好，也便是对自己的好。因为人人都是自己，人人也都是别人。人向后看多远，才可能向前看多远。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得多么久，而在于不活的时候，却依然在他们的文字里神采飞扬，在活着的人们的心里伫立为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