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类的读后感

科学类的读后感范文一

人类从来只会以人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自古以来，世界或多或少被看成泛灵论的，是一个或多或少活着的有机体。其活着的标志就是，每一部分的运动、变化都是有目的的。重物为什么下落，因为它想回到自己的天然位置上去，就像漂泊的人想回到家乡。中国古语“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再有，植物为什么会向上生长，它的种子里已经包含了这个目的因———长成一颗大树是一粒种子的内在目的。

近代科学实现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是，彻底破除了目的论的解释方式，代之以数学化的定量描述。这一革命性的变化首先表现在物理科学领域，物体的运动不再有任何目的，因为运动并保持这种（均匀直线）运动是任何物体的常态，除非有别的物体的干扰，这种常态不会被改变。因此，重物下落并非它“自己”愿意如此，而是受到了另一个物体（地球）的影响造成的。

尽管近代物理科学非常干净彻底地抛弃了目的论，但生命科学领域中，目的论的幽灵从没有消失过。生命现象的那种自主性、自组织性、自协调性，一句话，内在性，与无机世界的那种纯粹的外在性，确实有着鲜明的不同。特别是，生物界由低级向高级的进步和演化，仿佛有着一种内在的先定的目的性。宇宙的演化仿佛就是为了最终产生出它最美的花朵———人类。

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在生命科学领域彻底消除目的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工作框架。与从前的进化论不同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进化的机制是自然选择。何谓自然选择？一切生物，个体也好，物种也好，只要活着都面临生存压力，都处在生存竞争之中，自然选择的意思就是，适应环境者生，不适应环境者灭。由于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适应标准，所以进化是没有方向的，进化是无止境的。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承认一切现存的都是合理的，因为若不然的话，它们就早已在自然选择中被淘汰掉了。它现在还没有被淘汰掉，说明它相比那些已被淘汰的具有更好的适应性。

达尔文的进化论100多年后，又在新的科学水平上出了更新的版本，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就是一个饶有兴味、颇富挑战性的新版本。

他提出进化的单元可能既不是物种，也不是群体，甚至也不是个体，而是基因，因为作为选择单元，不仅要求长寿，而且必须能够精确地复制自己。在他的基因中心论中，生命的个体反而成了基因主宰着的生存机器。

基因是如何面对生存竞争的呢？作者在书中举出了大量的动物行为，生动地描述了基因如何通过博弈，不断建立更为完善的生存策略。

博弈的前提是所有的竞争者都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所谓自私，不过就是争取自身的生存。为了自身的生存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只是把对手吃掉一种。道金斯非常内行的介绍了多种生存策略，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社会生物学的一个通俗讲座。比如，“如果你比对手小，就逃走；如果你比对手大，就进攻”。恃强凌弱，逢善者欺，逢恶者怕。这就是我们人类非常熟悉的一种生存策略，谁胆敢打破这一切，必定头破血流。再比如谈到说谎在生存策略中的位置时，道金斯告诉我们，一开始说谎者处于有利位置，于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它们的数目增加，等到说谎者的数目占了绝大多数，能够迫使说谎者摊牌的个体又变得有利，说谎者数目开始减少，最后，进化上的稳定策略是，面部表情不动声色。

尽管道金斯一开始就声明，他并不提倡以进化论为基础的道德观，但他所生动展现的生命世界的这幅自私和冷酷的景象还是叫人非常绝望。如果我们命中注定是自私的，我们的非进化论的道德观念何以可能？这是道金斯已经意识到但并未展开的问题。我想起另一位着名的物理学家温伯格在他的《最终三分钟》里结尾的那段着名的感叹，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回顾了整个宇宙的行程之后，对着飞机下面绵延的群山和美丽的感性世界，一种难以抑制的荒谬感油然而生：难道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竟然只是某种偶然的涨落的产物？

听完道金斯讲述基因的故事，人类应该感到绝望。进化是偶然的、无目的的，基因是冷酷和自私的。它们聪明绝顶，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它们都已经成精了。从这里我们确实可以学会不少求生存的本领，但同时我们也会陷入这样一个境地：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生存。

科学类的读后感范文二

管理学无疑是最与时俱进的学科之一。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早已枝繁叶茂，今非昔比。但是，管理学的本质却一直没有变。今天，我们回过头去重温经典，看看它最初是如何起步的，而这一回头，自然就得碰上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以及他的《科学管理原理》。

泰勒是美国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的创始人。也可以说，他是第一位认真研究劳动的人，也是第一位把管理当作一门科学的人。泰勒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一片混沌中，用科学的手段去分析管理，提升管理效率，以便达到雇主和雇员的双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泰勒的“科学管理”体系其实很简单，尽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采取许多科学量化的手段，更需要投入很大精力去做一番细致的比较和分析。但是，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此理论体系，并无畏地致力于其实践推广，却非常人所能及。他提炼的科学管理核心为：寻求科学的操作方法，制定科学的工艺规程，使工具、机器、材料标准化，并对作业环境标准化并用文件形式固定下来；随后，对工人进行科学的选择、培训和晋升；同时实行具有激励性的计件工资报酬制度，对完成和超额完成定额的工人以较高的工资率计件支付工资，而对完不成定额的工人，则按较低的工资率支付工资。

此外，他还开创性地提出，要将管理和劳动分离，并要求管理者和劳动者在工作中密切合作，以保证工作按标准的设计程序进行。上述理论及措施现在虽然已成为管理常识，但在当时却是重大的变革，给世人以极大的震惊。此后，泰勒的追随者进一步丰富了其科学管理体系。亨利·甘特用甘特图进行计划和控制的做法，是当时管理思想的一次革命；而亨利·福特在泰勒的单工序动作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对如何提高整个生产过程的效率进行了研究。他充分考虑了大量生产的优点，创建了第一条流水生产线———福特汽车流水生产线，使成本明显降低。拜科学管理体系所赐，美国企业的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一度出现了高效率、低成本、高工资、高利润的新局面。至于社会组织学大师韦伯和管理大师德鲁克，同样从科学管理体系中获益良多。

但是，科学管理自有其局限性。在今天看来，其界定的管理范畴很单一，多局限于生产制造类企业，尽管泰勒说：“同样的原理能以同样的效力运用到所有社会活动中”，但很显然是难以做到的。这其实不足为怪，因为那时企业和管理的概念还没有真正形成，这个工作直到20世纪30、40年代才由一位管理大师德鲁克完成。只有在生产制造类企业内，泰勒才能依靠科学研究的方法确定“标准工作量”，然后确定“工资支付率”；至于今天盛行的创意企业、智力密集型企业，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在泰勒狭小的“管理”范畴内。

进而言之，依靠科学量化的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毕竟有如“螺丝壳里做道场”，成效总是有限的。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管理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是两者的有效结合，单独强调某一方面都是错误的。泰勒的科学管理更多的是一种狭义的方法，需基于稳定的科技技术和业务流程。一旦生产技术有所改变，标准动作和流程又得相应变化，要想提高效率，只得重新做一番研究和分析。而事实上，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流程和方法的变化也越来越快。就此意义而言，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生产流程再造，而这正是当今盛行“流程再造”的根本原因。在今天，只有通过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通过调动员工的主动积极性，才能真正快速地提升效率。而如果死抱着科学管理那一套，无疑有些抱残守缺之嫌。比如今天按需定量的生产方式，比如今天微软、Google对员工的柔性管理，就远非当初泰勒所能想像的。

除科学管理外，泰勒对管理学的另一大贡献是劳资双方的精神革命，并认为这是实施科学管理的核心问题。泰勒希望依托“稳定工资支付率”和“标准作业量”，找到劳资两利的接合点，消除劳资对立，实现管理的目标———“使雇主的财富最大化，同时也使每一位雇员的财富最大化。”但事实上，这只是一厢情愿。受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泰勒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从随后的劳工罢工和更大规模的劳资冲突中，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劳资双赢，直到今天仍是一个难题。目前，消除企业内部利益对立的比较通行的方式是：依靠使命愿景和战略目标来统一组织成员的价值立场，在此共同的价值立场上，依靠制度性规范来最大限度地发挥组织内的协同效应，依靠创新，依靠科技，从而提升生产效率；发挥个人潜质，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

历史总是充满了回归。今天当我们困惑于诸多形形色色的管理理论时，回过头去重新审视作为管理源头的《科学管理原理》，倒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