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读点书吧
下午在办公室里，聊到读书。老马（实则小马）说女儿想读纳兰的词。我说，喜爱读书好哇。最少，读书不用依赖他人就能获得内心的充实和精神的快乐。老马说，是啊，不读书的人，内心孤独，须整天找人排遣寂寞，获取慰藉。
当今社会的总体性格性格就是浮躁。很少有人能够静下心来反省内心。而读书就是反照自己的最好的CT。
老马家一家三口都爱读书，老马在生活与书籍的撞击下，多有着述。夫人常与谈论，并为校对。夫人、女儿既是第一读者，也是第一评论者，也是第一沾溉者。所以全家儒文，其乐融融。
我常讲，如果父母喜爱读书，孩子没有不喜爱读书的，家庭精神没有不健康向上的。常有家长为孩子不爱学习伤透脑筋。我总说，多读点书吧，爸爸也看，妈妈也看，孩子自然也爱看了。
我原来有一个学生，从内地来深圳，爷爷是退休老教师，爸爸是工程师，妈妈是会计师，全家醉心阅读，这个学生也就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受爸爸影响，孩子对飞机制造颇有兴趣。后来走上了这一职业道路。
人生其实是一趟没有返程的探险。为了少走歧路，甚至避免危险，探险者多么期待路标的出现。
在你人生的歧路上，没有富有见识的父母告诫你，在你人生的山崖前，没有富有学识的师长点拨你，请你不要惊慌，也不要莽撞，只要你有书的陪伴就行。
记得大学毕业前夕，我去看望我的初中数学老师。老师对我讲，你看过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了吗？里面有很多教你怎么为人处世的道理呢。
虽然我至今还没有看过《上海的早晨》，但我读过苏东坡，知道了再艰难的人生也要积极乐观，没有必要为一时的挫折而放弃前行；读过路遥，知道了还有起点更低的行者，你没有理由不坚持奋斗；读过莎士比亚，知道了同情不可滥施；读过《史记》，知道了性格决定命运；读过《师友杂忆》，知道了人生的选择如此重要……多读书吧，培根说得够好了：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学习数学使人精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不过，我劝老马：纳兰多愁善感，女儿暂时还是别读吧。
纳兰性德是权臣明珠之子。虽因旗人出身及文才出众而扈从康熙，但体弱多病，且发妻早卒，故多愁善感，年寿不永（只活三十一岁）。纳兰词声誉之高，以至于“家家争唱”（曹寅语），但“所为乐府小令，婉丽清凄，使读者哀乐不知所主”（顾贞观《纳兰词序》）。特别是爱妻亡后，纳兰所作大量悼亡词，哀感顽艳，令人不能卒读。如此性情，即使是写景叙事诗，也是缺乏开朗乐观的精神。
老马女儿性格细腻，准备暑期去北欧留学，本是独生女，又离开父母远赴异乡万里，难免思乡伤感。不读纳兰也罢。
好读书当然好。但所读书还是应该有所选择。年少应该广泛涉猎，博学多识；成人应该学有专攻，在自己的专业上做深入挖掘。但影响个性与思想的书必须择善而从。有时误入歧途也就是他人一句话的诱导而已。
刚刚读完钱穆的《师友杂忆》。
年轻时读书，性子急，读完一本再选一本。
这两年有点特别，不急不躁，几本书或几个系列齐头并进：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周作人的《生活的况味》、《看云随笔》，张惠民、张进的《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马斗成的《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苏轼的《苏东坡全集》，四条线同时推进，不求一次看完，抓到谁就看谁，想看谁就看谁。
这倒也有点意思：如果说年轻时看书是饿虎扑食，盯紧一个菜狼吞虎咽，虽能解饥，往往不知滋味；如今看书，好似满桌佳肴，逐一品尝，细嚼慢咽，滋味满口。不在乎饱食一顿，而在于享受一餐。这样的好处，由于咀嚼充分，感受深入，感悟也就深刻；有时由于时域跨度不一，人物思想异同，更能理智俯视。
刚刚卒读钱穆（1885—1990）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由于钱先生一生历经清末，民国（1949年前），香港，台湾（1967年后），八十多岁才写此书，所以这两本书几乎就是考古学所说的历史的层积。书中无论是钱先生的主观的感悟，还是回忆历史的客观的呈现，都有不少东西让人感喟唏嘘。
钱先生以一高中学历步入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圣殿，为中国历史文化立言，并取得辉煌成就。其《刘向歆父子年谱》一出，即封冻了北京各大学开设的康有为的经学课程；三十六岁，入燕京大学任教；三十七岁，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任教；去香港后又后创办新亚书院；后又在美国着名的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处上课、讲座。观其一生，勤奋不辍，不惧权威。挑战王国维，叫板胡适之。人说“少年要狂，青年要闯，中年要养，老年要放”，钱先生是一生能狂，一生在闯。
一生能狂，一生在闯，并不是说钱先生缺乏理智，不识时务。相反，他审时度势，择善而从。老师们因偏激反对校长时，他能态度鲜明的站在校长一边，讲清形势，扭转危局。他远离京津沪渝，远离政治。他专注学术和教育，不攀龙附凤，不沽名钓誉，而最终名至实归。只要有人情味，他也接受领袖的接见。很多留在大陆的民族实业家、学者、教授，相继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喋血。虽然钱先生也荣幸地被毛泽东钦点为与胡适、傅斯年并列的“反动文人”，但大陆对香港鞭长莫及，他最终能够躲过劫难，高寿九十又六。
熊培云在他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写到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家乡江西永修县国伪两县长共治的故事。国民党县长杨华松坚持抗战，上世纪五十年代被镇反枪决；汉奸县长陈允兹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捕，死于监狱。其实，从人们回忆的资料看，这两位县长一为明里抗日英雄，一为与日寇虚与委蛇暗助抗日的“好人”，都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挽救了不少老乡的生命，以至于县长被抓之前，乡民们为感激救命之恩，千方百计掩护。
但是，县长们的命运最终都是不加甄别，难逃一死。对他们的处理，与美国人对待南北战争南方的俘虏何其不同乃尔。
钱穆不仅多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与关心，而且在其《国史大纲》的引言里直接反共。如果1949年听从荣氏集团掌门人国务院副总理荣毅仁之父后来被活活饿死的着名实业家荣德生的劝告，留待大陆，结局不言而喻。
你不能不承认，钱穆的选择是多么的英明！
还是读点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