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我心中永远的痛
过去我很少做梦,自从母亲去世以后我的梦蓦地多了起来。命运多舛、倔强而勤劳的母亲一次次走进我的梦中,那也是我浮躁的一天之中最为幸福的时刻。然而梦醒之后,留给我的却是一片无边的黑暗和空茫的伤痛……
母亲命苦,七岁便没了父亲。听人说,识文断字的外祖父起先在大队当会计了,后来因看不惯大队干部的中饱私囊,一纸诉状将两个人模狗样的家伙送进了班房。没想到两个家伙早已买通了上边儿,时隔不久,外祖父反遭陷害,最后死在了绥棱监狱,家人连尸首也没见着。外祖母生性倔强,咬着牙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六个子女拉扯大了。
母亲家和父亲家都是三站公社老户,两家中间隔着一条街,前后院鸡犬相闻地住着。母亲和父亲在家中的姐妹兄弟中都排行老三,同在宏城大队第四生产队务农,母亲抡锄头锄大地,父亲抱着钱匣子当出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王老三和李老三经人介绍,家里的老人一点头,十八岁的母亲便嫁给了大她三岁的父亲。
婚后一年,母亲生下一个女孩,还未满月便夭折了,年轻的母亲为此伤痛了好一阵子。之后的十一年间,母亲又相继诞下四个男婴,这在当时的东北农村意味着将来一笔隐性的巨大支出,让一直渴盼有个女孩的母亲失望至极,父亲也整天叼着烟卷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其实从脾气禀性上讲,母亲和父亲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一个秉承了外祖父外祖母的性情,点火就着的急性子;一个因袭了祖父祖母的做事传统,火上房也不着急的慢性子。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能走到一起,并且磕磕绊绊生活了二十五年,现在想起来都是个奇迹。
急性子看不惯慢性子,活儿自然干的就多。家里除了扛麻袋叉院墙脱土坯的重体力活儿外,其余的基本上都被母亲包了。不是父亲不干,而是父亲的动作太慢,嘴里“吧嗒吧嗒”地鼓着烟,摩拳擦掌半天也不见动手。早就一肚子气的母亲便急了,开始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数落父亲,父亲一句母亲十句,父亲说不过母亲,脸色红紫进而铁青,索性撂挑子躲到一旁吸烟去了。于是母亲一边絮叨着,一边手脚麻利地忙着活计,偶尔用凌厉的眼神剜一下把嘴撅得老高的父亲。
在家里母亲和父亲吵架是家常便饭,但十次有九次甚至十次都是母亲冲父亲发火,高调着嗓门骂父亲窝囊废,一个囊了巴叽干什么都抢不上槽儿的窝囊废;而父亲则小声嘀咕母亲是一只母老虎,一只嘴像机关枪得理不饶人的母老虎。
父亲的确有些窝囊,做事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的,即使和生人说句话也满脸通红,在我的印象中从未做过一件令母亲和我们满意的事情来。而母亲绝对和母老虎沾不上一点边儿,匀称的身材,白皙的皮肤,俊俏的脸庞,即使是在三十五岁那年得了缠人的肺病以后,可恶的病魔也没有消耗掉母亲的美丽。
关于母亲的肺病,父亲说是一年秋天的连雨天两个人吵架之后,母亲一个人赌气用手推车拉了两天两夜的秸秆作下的病;母亲则说是一次与父亲吵架之后喝冷水得的病。总之,母亲的病与总是惹她生气的父亲有关。
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即使是患病之后,仍然坚持去地里干活,和父亲的争吵也从未间断过。每天母亲都早早起床,先是侍弄地里的庄稼,顺便采些苋菜苣荬菜喂给猪和鸡鸭们吃。外边的活儿停当之后,母亲便带着露水和泥巴坐在灶前烧全家人的早饭,毕剥燃烧的柴草一次次映红母亲瘦削的脸颊,一天天温暖着我们清苦的生活。家里家外忙完之后,母亲便垂着头坐在炕头儿,“呼呼”喘着粗气,并随手抓过一把有些光秃的笤帚机械地在炕席上扫着,几束从格子窗透射进来的斑驳的阳光笼罩着病中的母亲,安详而伤感。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九日,远在牡丹江林区的我带着新婚妻子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千里迢迢赶回老家看望母亲。在此之前,母亲因为大口咳血在绥化地区传染病医院医治了一段时间,但因患病年头多治疗不及时,两个肺叶均已烂掉,医院下了病危通知。那天,家里的两间土屋报纸糊墙,彩纸贴顶,炕席洁净,灯光璀璨,母亲盘腿坐在炕头儿,头微微向后仰着,目光空茫,呼吸浑浊,但脸上始终浮着一缕欣慰的笑。那些天,母亲第一次放下手中的活计,幸福而慈祥地望着我和妻子炕上地上忙来忙去。而每到中午的时候,母亲都会吃力地将自己一点点从炕头儿挪到炕边儿,然后轻轻趿上鞋子,扶着墙悄无声息地移出去,蹲在土屋后面或者更远的地方上气不接下气地咳嗽。母亲是怕她剧烈的咳嗽把熟睡的我们惊醒。
时隔两个多月,我去哈尔滨出差,思母心切,中间偷偷开了小差儿,回了一趟老家。那天母亲正一个人蹲坐在秋风乍起的庭院里一下下费力地打着葵花头儿,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我默默地站在母亲的身后,仔细端详着刚刚四十出头儿头发就有些花白的母亲,羸弱得如同一株失去了所有水分的小草的母亲,骨瘦如柴却辛勤劳作的母亲,泪水禁不住簌簌地落下来。那天晚上,听着母亲拉风箱一样的呼吸和撕心裂肺的咳嗽,我一夜未眠,汹涌的泪水一次次夺眶而出,浸湿了沉沉的夜幕。
一九九二年三月五日,农历二月初二,一个龙抬头的日子,北风呼啸,雪花飘飘,和病魔抗争了九个年头、年仅四十四岁的母亲安详地坐在自家炕头儿,永远垂下了她那颗命运多舛、倔强而勤劳的头。
母亲去世的当天,千里之外的我也因病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羸弱的母亲双手捧着一件厚实的棉衣轻轻走到我的床边,低声问我冷不冷。而当我正要开口回答母亲的时候,母亲却倏地不见了,醒来后我呆呆地坐在床上,裹在一身清冷的晨光里,思想着远方的母亲,思想着远方病入膏肓渐行渐远的母亲,禁不住泪流满面。
后来家里来信说,母亲去世前一再叮嘱父亲,说她的病是早晚的事儿,她“走”了以后,千万不要告诉我和远在北安的二弟,一是都在学校当老师,怕请假耽误孩子们学习;二是离的都远,挣的也不多,一个人在外不容易,别把钱撒在道儿上。
转眼,母亲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二个年头了。二十二年中,母亲是我无数个心痛的夜晚梦见的最多的一个人。尽管梦醒噬心,但梦终究是美丽的,因为只有在梦里,我们才能与母亲相聚。那一时刻是多么幸福呀。年轻的母亲,医好了病的母亲,身材匀称,皮肤白皙,脸庞俊俏,在故乡广袤的田野上辛勤地劳作。碧空如洗,微风吹过,母亲偶尔抬起头来望一眼田间地头四个玩得正欢的男孩,用手背轻轻地擦拭一下额头,纷扬的汗珠在七月的阳光下晶亮如雨,芬芳四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