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老屋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松嫩平原典型的干打垒，面南背北，四边黄土夯砌，架上梁柁檩子椽子，铺上高粱秆扎成的靶子和麦秸，再抹一层厚厚的碱土泥。远远望去，俨然一个灰头土脸的乡下孩子。

碱土是开春时父亲从村外运回来的，堆在院子里，圈成一个圆儿，像一个沉寂多年的火山口。每年的雨季来临之前，父亲都要对老屋进行一番打理，防止老屋渗雨透风。父亲从屋后的辘轳井里汲上水来，一桶桶灌进去，火山口里的水便一点点漫延开来。待碱土都泅透了，父亲再将这些泥土一点点往中间聚拢，同时散上一些剁碎的麦秸，像和面一样地耐心细致地和着。泥和好了，父亲爬上屋顶仔细巡视一圈儿，找到漏点或存有隐患的地方，先用土块塞住，再撒一些干土弥上，然后开始抹。泥如果和得干了或者稀了，麦秸放得多了或者少了，屋顶就会出现放射性的裂缝，于是父亲就要抹第二遍，甚至是第三遍了。屋顶抹完了，接下来该抹老屋的外墙了。站在地上的母亲一次次吃力地将沉甸甸的胶皮桶递给站在梯子上的父亲，大汗淋漓的父亲一次次挥舞着手中的泥板，动作轻盈，手法娴熟，只消一两天的功夫，老屋便焕然一新了。多年以来，灿烂的阳光下那两个勤劳的身影，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夏天来临，似曾相识燕归来，老屋又迎来了新的主人。两只北归的燕子选中了屋檐下的一块风水宝地，于是整日里东奔西走，一根草一口泥地辛勤忙碌着。几周之后巢穴筑完了，燕子们便安静下来，开始鞠躬尽瘁地孵蛋了。一天早晨，不经意间发现，燕子的巢穴里竟然多了几个光头秃脸的小家伙。小家伙们一身粉嫩，抻长脖子叫着，一个个脑袋削了尖似的朝父母要吃的，这一点看起来和我们有点相似，肚子不大，却始终填不饱。大燕子不知疲倦地飞来飞去，小燕子歇斯底里地吵着闹着，屋檐下叽叽喳喳的一家人，给老屋平添了一丝生机，也赋予了新的生命。在农村，燕子深受人们的喜爱，如果有人想打燕子的主意，就会中了“打燕子，瞎眼睛”的诅咒。而燕子的巢穴也是没人敢动的，因为燕子筑巢对这户人家来讲，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燕子恋家、报春，有了燕子的庇护，这户人家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因此谁也不可能将这份幸运亲手打碎。不难想象，那个时候，老屋或者说整个村子，如果没有了燕子的身影，该是多么的寂寞和萧索。

一场秋雨一场凉，不知什么时候，和老屋厮守了一个夏天的燕子们飞走了，秋天悄然而至。老屋一天天被收获的喜悦浸染着、包围着，许多人家的屋顶也变成了天然晾晒场，苞米了，谷子了，高粱了，一堆堆、一块块齐整整地铺展着。秋天是乡下盛大的节日，站在屋顶之上，举目远眺，普天之下人欢马叫、五谷丰登，恍惚之间世界变大了，眼光放远了，胸怀也随之莫名地开阔起来。此时的老屋，敦厚得如同慈善的父亲，骑在父亲的肩膀上，我的心里觉得格外踏实。屋顶上站得久了，望得累了，就四仰八叉地倒在宣腾腾的谷垛上，仰望深秋高远的天空，还有天空里游弋的白云，一任清凉的风儿轻轻地从脸上、从腋下掠过，裹带着田野深处丰收的气息，隐隐的，还羼有一丝一缕炊烟的味道，那是柴火毕剥燃烧的声响，那是粮食赴汤蹈火的从容，那是父亲和母亲常年劳作的汗香。有时还会由远而近传来几声若有若无的鸡鸣犬吠，于是梦一点点沉了，自己变成了一只振翅高飞的小鸟，浑然忘我地迷失在美丽的飞翔中。

大雪小雪纷至沓来的时候，披银挂素的老屋，隐者一样横亘在冬天的深处。这时的老屋是安静的，许多人开始猫冬，于是火盆便派上了用场。火盆是用粘黄土掺和着乱麻旧绳手工制作的，底小口大，耐火保温。每天晚上做完饭，母亲都要将灶坑里燃得正旺的炭火小心翼翼地搓出来，盛在火盆里，然后用烙铁一层层压实，端到炕上，供一家人取暖。我和弟弟们则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地争抢烤火盆的最佳位置，一会儿烤手，一会儿烤脚，不一会儿身子就温温热热了。如果饿了，就往火盆里扔几个土豆，大约二十分钟过，热胀冷缩的土豆突然膨胀起来，在火盆里放了一个“屁”，霎时浮灰四起，我和弟弟们一边叨咕着“土豆土豆你姓刘，放个屁你就熟”，一边将外焦里嫩的土豆从火盆里扒出来。烤熟的土豆外焦里嫩，甜软可口，屋子里到处弥漫着土豆朴素的香气。有时我们还将黄豆和苞米扔进火盆里，不一会儿火盆里便噼啪作响，酥香的黄豆花和苞米花便成了我们奢侈的点心。

时光飞逝，转眼四十年过去了，老屋尽管修缮了多次，但依旧逃脱不了衰败的命运，门窗腐朽，墙皮脱落，屋顶坍塌，时光无情的磨砺中，就像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在一个初春的早晨颓然倒下，没有一丝挣扎，甚至没有发出一声卑微的呐喊。从此以后，每次回到乡下，我都会默默地驻足那里，一页页翻阅着这片土地曾经鲜活的过去。我想，那是我对老屋最虔诚的祭奠和最深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