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讲的故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县一中毕业参加高考，成绩达到了国家普通院校本科分数线，父母、兄弟姐妹都很高兴。我的亲朋世代都是农民，在父母看来，我算是光宗耀祖了。也许是我从小就有“擅自做主”的脾气，也许是我担心家人的反对，其实早已报考了军校。我崇拜军人的气质和英姿，感到能当几年解放军才不枉此生。不久我拿到了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晚饭时母亲一句话也没说，饭后领我走到院子里，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

上个世纪初，外祖父家里有十间蓝砖大瓦房，有地、有马、有木轮大车，在本村算得上一个富户了。外祖父十几岁时和几个大户家的子弟一起上过三年私塾，那时他经常去北平、保定、天津卫做生意，可生意好像总是做不好，常常连本金也收不回来，有人说他加入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也有人说他是李大钊领导的共产党，后来知道他仅是济贫好善、为人仗义而已。家里的资产越来越少，后来才知道他将挣的钱大部分都捐了。母亲还说，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外祖父让大舅投奔了国民党宋哲元的39军，以后多年没了音讯。多年后知道大舅参加了抗击日寇的长城战役，历时五天，歼敌三千有余，是轰动全国的“喜峰口血战大捷”，大舅和众多民族英烈一起长眠在长城脚下。

1940年的夏天，鬼子来到了外祖父的村，这个村地处三县交界。一天深夜，家里来了两个外乡人，和外祖父嘀咕了一夜，从此他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好像是成了地下党，让人想不明白的是他还当了村里的伪保长。白天他为鬼子筹粮、修路、修炮楼，好像总是尽职尽责，鬼子把这个村当成“东亚共荣”的模范村。晚上家里经常来八路，二舅常常和县大队的人来取吃、穿、用的。三舅那时十三四岁了，妈妈刚刚十来岁，这时总是到巷子的拐角听远处的动静。祖父也总是将八路军需要的东西提前准备好，这里又是八路军的堡垒村。

1943年，是我外祖父家最不幸的一年，夏天，二舅在随县大队袭击抢粮的日伪军时受伤，当敌人搜到他时，他拉响了身上的一颗手榴弹，与一个鬼子一个伪军同归于尽，牺牲得很壮烈。秋天刚过，外祖父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一天比一天重了起来，请本村的郎中扎针时，坐在圈椅里晕了针，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双眼盯着屋顶，到死没有合上，那年他仅五十三岁。

一九四七年我们这里是冀南解放区，二舅定为革命烈士。十七岁的三舅参加解放军刘邓兵团，挺进了大别山，后转战全国各地，参加大小战役几十次，多次受伤立功。解放后部队上派两名战士专程送到县民政部门，办完移交后共同送到了家里。他失去了一个胳膊，胸部留下了两块弹片，成了由国家终身供养的一等伤残军人。一家四个男丁，两个为国捐躯，一个死不瞑目；仅活着的残废三舅要支撑起这个破碎的家，有人说这一家满门忠烈。

一九五八年的夏天，三舅找人修缮漏雨的房顶时，在梁檩的接口处发现了一块发了黄的白布，还能清晰地看清上面有三行毛笔字，写着外祖父的名字和“身在曹营心在汉”七个字，上面加盖了“中国共产党冀南特委”和“抗日县长ⅹⅹⅹ”的两个方形印章，下面的落款时间是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六日。三舅激动地送到了当时的县委组织部。后来县委还专门来人在村里的全体党员大会上认定了外祖父是地下共产党员，这是给外祖父亡灵最大的安慰，我想他会微笑地闭上双眼的。

大舅的尸骨已无法找回，灵魂应该回归故里。根据乡亲的建议和家人的心愿，三舅召集乡亲和近亲一百多人，择了一个吉日，在棺材里放进了刻上大舅名字的“蓝砖”，认认真真地为大舅举行了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