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功臣”

在我家卧室一角，静静地放着一台旧缝纫机。

1975年，丈夫老吕在西安市89中当教师，我在西安农业机械厂当工人，两人的工资合起来不到100元，除了养活家中三个女儿和我的母亲，还要赡养在农村老家的婆婆，照管两个未成年的小姑子，生活负担很重。在首先保证吃饭的前提下，衣服只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经济再紧张，小孩子长大一点就得添新衣服。当时自己动手做比买成衣要便宜得多。起初我没有做过衣服，在母亲的指导下试着做小孩的衣服。开始用手缝，毕竟太慢了，就借邻居家的缝纫机来做。

那时候，使用人家的缝纫机，人家也不说什么，总是提供方便，但我不能老去麻烦别人。随着我操作缝纫机技术越来越熟练，买一台缝纫机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上个世纪70年代，正是物资紧缺的岁月，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买缝纫机、自行车自然也要票，而且缝纫机票证只发给单位，数量很少，一个车间一年也不一定轮上一张。一天，厂工会给我们车间发了3张缝纫机票，采取抓阉办法分配。我心中忐忑不安，又满怀希望，谁知运气不好，抓个白条沮丧回家。老吕看我郁闷，关心地问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没抓上。老吕是个乐观人，安慰我没有抓到就算了。我的心里才平静一些，但好长时间，失落感都难以消失，茶饭不香。忽然有一天，老吕兴冲冲跑回家，说是朋友老刘从陕西缝纫机厂弄了一张缝纫机票送过来。我高兴得连话也不会说了，只是连连直说谢谢老刘、谢谢老刘。

星期天我俩到厂里借了一辆架子车，从解放路民生商场“请”回了这台标准牌缝纫机，记得花了140多块钱。当时缝纫机是要自己安装。这可难不住我，毕竟我是机械厂的。我按照说明书，把机架、台板、机头按顺序安装起来，没用太多时间就大功告成。我迫不及待上机练习起来，当听到机子嗒……嗒……嗒……欢快的叫声时，我高兴极了。

有了缝纫机，我做衣服就如虎添翼。1978年的春天，单位派我到上海学习新技术，我利用休息时间到上海第一百货大楼帮同事买了不少衣服、鞋帽，为我家买回了好多衣服纸样，就用这些纸样给我们全家人做了不少衣裳。每年过春节是我最忙的时候，我总是提前买布，放纸样剪裁，赶在除夕前完成，保证全家大年初一穿上新衣。我的邻居也上门让我帮忙裁衣服。想起人家让我用缝纫机的恩情，我便心甘情愿地回报他们。

如今，人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为节省开支而自己做衣服，那台为我家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缝纫机早已闲了下来，但无论如何我舍不得把家里这个“功臣”当破烂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