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草婴
2015年10月24日，文学翻译家草婴在上海去世，享年93岁。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闻讯，当晚即亲笔致函草婴夫人盛天民，表示哀悼。温家宝写道：“他的为人和作品将永远留在人间。”
草婴，本名盛俊峰，浙江镇海人。笔名言志：他希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草民的儿女。为向中国读者介绍俄罗斯文学，他辛苦劳作了整整六十年，1978年以后甚至不要编制，不要职务，不要工资。1987年草婴获得俄罗斯文学最高奖——高尔基文学奖。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一个人的遭遇》，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都是经过草婴的翻译，成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广为流传的作品。
从1978年开始，草婴用了整整二十年，独自翻译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列夫·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包括三个长篇，六十多个中篇和自传体小说，出版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草婴说：“我要努力在读者与托尔斯泰之间架一座桥。”他架的这座桥非常宏伟和美观，俄罗斯着名汉学家李福清这样评价草婴：“一个人能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过来的，可能全世界只有草婴。”应该说，草婴是继从英语翻译莎士比亚的朱生豪和从法语翻译巴尔扎克的傅雷之后，从俄语翻译托尔斯泰的又一位译坛大师。
我认识草婴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我是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新提拔的一名俄语专业讲师。1980年11月24日至12月3日，在成都金牛宾馆，以冯至为会长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我和英语专业的孙法理副教授前往成都与会。
年会盛况空前，几乎外国文学界的大伽全部出席，洋溢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界的朝气和喜气。会议期间有些有趣的插曲。一天，大会结束时，我国古希腊文学专家罗念生站了起来，他说：“今晚我为诸位放一个希腊戏剧的录像，但是有个条件：参加者不能提前离场。”他的邀请引起一片欢腾。才从样板戏里走出来的人们，当时可看的文艺节目很少啊。
晚上在一个小会议厅，罗念生放的录像是《俄狄浦斯王》，这是着名悲剧，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之一。录像是希腊语，罗念生站在电视机旁为大家翻译。古希腊离我们实在太远，慢慢地，人们开始悄悄退场。后来成为学会第二任会长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坐在我旁边。稍后他也起身，彬彬有礼地向我点点头：“我还有点事，先走一步了。”最后只剩下几个人，我因为是年轻人，实在不好意思溜号，只好奉陪到底。
利用这个机会，我就从所住的6号楼出去串门，邀请从北京到会的戈宝权和从上海到会的草婴等俄罗斯文学大家会后到西南师范学院讲学。他们很高兴到重庆，都同意了。
12月5日，我带着6岁的儿子，到重庆火车站接草婴。想不到出席金牛宾馆会议的上海翻译家王道乾和汤永宽也同路到达了，带来意外的喜悦。英语翻译家王道乾翻译的艾略特，法语翻译家汤永宽翻译的玛格丽特·格拉斯，在当时的中国正火着呢。
他们的报告会连续两天在西南师范学院大礼堂举行。那是文学的时代，也是高校的黄金岁月，恢复高考后进校的77级、78级学生非常活跃。海报刚一贴出，学生们就奔走相告，礼堂里座无虚席。据我的日记记载：“12月8日：上午，草婴讲。下午，汤永宽讲。”“12月9日：上午，王道乾讲。下午，草婴讲。”草婴两个半天讲的是一个题目：《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作品》。
他正在废寝忘食地翻译托尔斯泰，对托翁相当熟悉，也有不少新鲜见解。在报告时，草婴还谈到了在“文革”中的遭遇。由于肖洛霍夫在“文革”中被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他这个译者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文革”第一批“牛鬼蛇神”，受尽折磨。“文革”后的草婴的身高比“文革”前矮一些，这是因为，体重不足100斤的他，要在建筑工地扛100斤的水泥包。这样，52岁的草婴的胸椎骨被活活压断了。草婴说：“胸椎骨断了，但是，脊梁骨没有断啊。”全场响起掌声。草婴的确是有脊梁骨的，无论压力有多大，在“文革”中他坚决拒绝写文批判翻译家傅雷。
那个时候讲学没有酬金一说。12月10日，送别草婴一行。在惜别中，草婴反而送了我一罐上海蜂蜜。现在想来，至今仍觉内疚。12月17日，草婴从上海来信报平安。
12月14日，戈宝权偕夫人到达。戈宝权翻译的普希金颇有影响，他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收入中学语文教材，我能背诵那篇译文。据有关资料记载，戈宝权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驻外使节。15日，他在西师大礼堂做学术报告一天，主要就是谈巡游各国的情况。那时出过国的人很少，大家倍感兴趣。四十年代戈宝权曾在重庆，在南方局领导下工作，也在红岩村见过毛泽东。16日，我陪同他重访红岩村。参观中，他不断纠正解说员不准确的解说，在场陪同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当机立断，干脆就不参观了，索性请他给工作人员做了一场关于红岩村的报告。
记取了接待草婴的教训，临别，给戈宝权准备了装满一个大旅行袋的缙云山红橘。正是橘子成熟的季节，那橘子是专门派人上山买的，又大又红。1981年元月7日，我接到戈宝权的信：“谢谢西南师范学院的邀请，我已平安回到北京。橘子很好吃，北京是不会有的。我们在路上就吃了一些，到了武汉，还分送了一些给朋友们。”
草婴去世，也许标志着一个翻译时代的结束。我们翻译界应该力戒浮躁，努力承继草婴这一代翻译家“不为稻粱谋”的严肃和“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严谨，向时代交出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