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的糖

到北京开两代会，是中国文联第九次代表会和中国作协第八次代表会。会后朋问我感觉如何？我说：“不激动。”他说：“不应该。”我不激动有我的道理，因为所参加会的都是人，讲话的也都是人，我也是人。朋友们说不应该也有道理，因为人是人，但参加会的人和讲话的领导，都是中国文坛和政界顶尖级的，作为一个基层文学创作者，一生能有幸参加这样的会议，一点不激动也不正常。

会议期间也有我激动的。就是那天晚上参加人民大会堂茶话招待会。国家领导人李长春参加了，据说上届总书记胡锦涛也参加了。文联和作协的代表济济一堂，还真是人才济济。一共300多桌，10个人一桌，看演出，喝茶水，吃点心。还真是金碧辉煌，赏心悦目。席间我禁不住伸手从盘子里拿了4颗糖，我想拿回家给外孙女和孙子吃。外孙女今年9岁了，读四级，孙子快3岁，他们是我日子里的爱。我伸手拿糖的时候，还怕人说。于是我就干脆说明，说带回去给外孙女和孙儿吃。在席的朋友田禾见我只拿4颗，从盘子里又拿了两颗给我。我把糖放进口袋里时，就同田禾讲了父亲活在时带我“吃”的故事。我讲了之后，田禾很感动，一把抓我的手，说：“老哥，你把它写出来。”

那时候我在人民大会堂，回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去年腊月二十八吃年饭过后，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的，享年79岁。我的母亲与我的父亲是同年生的。母亲去世时只有25岁，所以父亲当年也是25岁。母亲只生我一个。母亲去世后，父亲因为家里成份不好，再也没有娶。父子二人相依为命过日子。记得那年我只有10岁，读小学四年级。那时候没吃的，很难吃上鱼肉，我又矮又瘦。父亲为了养儿，30岁从师学艺做泥工。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父亲隔夜对我说：“明天我在饶家社屋做屋，你来吃餐饱饭。”那时候农村做屋，架梁要办一餐出水酒，出水酒要办三丸，有鱼有肉。父亲叫我装做捡柴，快吃中饭的时候转到饶家社屋的后山上。父亲与我约好，只要我出现在后山上，他就在屋上装做看见我。

第二天天气好，有太阳。我就按父亲说的装作捡柴，快吃中饭的时候，拖着箢箕出现在饶家社屋的后山上。这时候父亲从屋上伸起腰来，朝后山望，说：“那不是我的种吗？”屋上的众师傅一看还真是的，就说：“快叫他下来吃饭。”于是就有人喊：“快下来，快下来！”我就下去了。我下去后梁架了，众师傅下屋，于是就开席，喝出水酒。师傅们坐一桌，那酒席很丰盛，有酒，有鱼，有肉，有三丸。我去了，添人不加座，只是加双筷子。父亲坐着，把我夹在他的胯子之间站着。菜一道道地上，每上一道当家师傅就举筷子请吃。那时候鱼肉甘贵，乡下吃席有规矩。坐席的人一人一筷子，轮流地夹，碗里的鱼肉块儿也是有数的，每个人夹三筷子就完了，剩的只是水。所以坐席的人谁也不能多夹一筷子。谁要是多夹一筷子，那就是不懂事。父亲就把轮到他的一筷子，夹到我面前的碗里，让我捧着碗吃。散席时，父亲才用剩菜水淘饭吃。父亲吃得很快，放下碗。我刚扒完。父亲问我：“种，吃饱没有？”我说：“吃饱了。”父亲问我：“吃饱了，舒服不舒服？”我说：“舒服。”父亲很高兴。师傅们说父亲把我惯得不像个相。父亲的眼就红了，说：“我的儿，吃餐饱饭不容易。”那时候我不懂事。现在我想起来那滋味，就有眼泪流出来。那时候父亲让他的儿领会了世界上关于吃的许多意义。

我把糖带回家是晚上，我的外孙女和孙儿都迎接我，还有我的儿女、儿媳和我老婆。我把糖拿了出来，给外孙女和孙子每人分了3颗。我对他们说：“这是人民大会堂的糖。”家人都欢喜。外孙女读小学四年级，我说人民大会堂的糖，她是知道的。而我孙儿小，见姐姐高兴，他也高兴。姐将糖拿在手里说：“这是人民大会堂的糖。”他也学舌，用手点着糖说：“这是人民大会堂的糖。”于是姐弟俩就剥糖喜滋滋地吃。我问：“甜不甜？”他们一齐说：“甜！”

其实人民大会堂的糖，没有什么特别，都是商场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