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书籍读后感800

红色书籍读后感800范文一

第一次读《红岩》，是在小学六年级。那是文-革后期，许多书籍还被禁锢着。利用自己放学后兼职学校小小图书管-理-员的便利，我从角落里找到了这本尘封的《红岩》，带回家中如饥似渴地阅读。

记得打开书的扉页，有一行“用鲜血染红我们的旗帜”的文字，曾让生于英雄辈出年代的我热血沸腾，遗憾自己生不逢时，要不一定象江姐一般奋不顾身投身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献出生命，将国旗染得更红。

岁月如梭，转眼我已经从梳着辫子的小姑娘到了年过半百的年龄，可小时侯阅读的《红岩》还是那么清晰地留在记忆深处。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丢的江姐、许云蜂、成岗、刘思扬、华子良等一个个鲜活的形象，栩栩如生，犹如放电影一般浮现眼前。

记得我们那时还喜欢唱《绣红旗》歌曲，一边唱一边就想起《红岩》里江姐和那些在狱中绣着红旗盼望革命胜利的难友。可以说，红岩精神就象一面鲜红的旗帜，激励着我们这一代人。

书中最让我敬仰的是江姐，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敌人将竹签子钉进江姐每一根指尖，但江姐咬牙挺住宁死不屈：“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哇，好一个江姐，女中豪杰、铮铮铁骨，成了我心中崇拜的偶像。

书中最让我难忘的是许云峰，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他将被特务屠杀，拖着铁镣的他毫无惧色，赶赴刑场：

“死亡，对于一个革命者，是多么无用的威胁”。他对跟随其后的特务大声说：“走！前面带路。”

哇，好一个许大哥，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成了我心中永远的英雄。

今天，在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重读《红岩》，我再一次被《红岩》的精神所震撼、所感动。感谢这些革命先烈，正是因为他们的前赴后继，才换来了共和国繁荣昌盛的今天。

可是，今天的年轻人他们迷恋的是神曲；追逐的是超女；崇拜的是明星，早已淡忘了这些为新中国而捐躯的英烈。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向年轻人推荐这本《红岩》，让她们在阅读红色经典作品中被《红岩》精神所感染，被江姐等英雄人物伟大人格所感动，让《红岩》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激励年轻人坚定对党信念最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红色书籍读后感800范文二

周恩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名解放军和中华人名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名解放军和中华人名共和国主要缔造者之一，第一任中华人名共和国总理。倚栏轩文学网juzim.yzqx.net

他的生平事迹，一时半会儿还是讲不清楚的。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新中国中央人名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名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这就说明周恩来在新中国的地位了。怪不得美国前外交大臣艾登要说：“你们早晚会知道，周恩来可不是平凡的人。”

对于外来的观察者而言，周恩来的两种角色给予了他们深刻的印象。他首先是一名伟大的外交家，他的迷人风度与机智谈吐在第一印象时就令人难以忘怀。在1943年对蒋介石政府失望透顶的费正清很容易对重庆的“周公馆”兴趣昂然，他的观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这样描述45岁的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非凡才能，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这是一位英俊潇洒、有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的伟人。”他的学生白修德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他乐于在周公馆做客。多年后，都已老去的他们在北京再次见到了周，但除了模糊的记忆，一切都已改变。

费正清在欢迎招待会上发现周恩来喜悦的面孔下“透出久经磨炼的刚毅与顽强”，在《自传》中，费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大臣，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

修补残局。”周或许是其中最不像革命者的伟大革命者。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于他在南开中学饰演女性角色的轶事。也是在这所以开放着称的学校中，他阅读过《新青年》，熟悉孟德斯鸠，接触了亚当·斯密，中国传统的历史书籍也让他兴奋。1919年，他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着作，并为此激动，但他的组织才能比他的理论造诣更高一筹，在天津的学生运动中，他脱颖而出。可以想见，在一个动荡时期，这种天赋比独创性更受欢迎。他在26岁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28岁时领导了上海60万工人的罢工，当时的人们或许没有耐心倾听毛泽东用湖南口音讲述的农民革命，但一定容易接受英俊的年轻人条理清晰、务实的分析。事实上，一直到1936年，周恩来始终拥有比毛更高的职位，而他在遵义会议上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更是帮助后者重获权力。与毛泽东与蒋介石不同，周恩来小心翼翼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前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了畅销书作家，他们的版税都超过了他们的元首职务津贴。尽管周是世界上最有性格的政治家之一，他的自传却缺乏个性。如果你缺乏洞察力，很可能会将之仅仅视作毛的各项政策的推行者，就像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那样，在1972年会见毛泽东时，他将周描述成毛周围的“一位笨拙的小学生”。但周与毛的关系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要更复杂，更相互依存。《亚洲周刊》在回顾20世纪的亚洲伟大领袖时，称周恩来是始终的第三号人物。尽管他是毛最有力的助手，比毛年轻5岁，在毛掌权后，却从未成为第二号。但是，在中共历史上，他在最高领导层的时间却无人匹敌。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76年逝世，他目睹着曾经的同志一个个死亡，或者被打倒，自身却保持了下来，成了中国政治历史上最着名的“幸存者”之一。

身兼总理与外交部长的51岁的周恩来是新中国名义上的首席执行官，但其作为更像是首席运营官。一位威严的董事长通过一个庞大的董事会，有着绝对权威来做判断，而周只能做更多的权衡与协调工作，只有在其他人最陌生的外交领域，他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周恩来传》作者迪克·威尔逊所说“取得了在外交上的最伟大胜利”，他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这次会议准确印证了亨利·基辛格对外交的判断，“它仍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那些对共产主义政权保持怀疑的人在面对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时，也努力收敛了这种怀疑。

我们无法一一细数周恩来为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但在老一代人心中，他是集聚了这个民族的无数优良品德的化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好总理，从他的身上，人们知道什么样的官员才是“人民公仆”。